第三章（第2/2页）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邪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