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

寻找一盏灯

带着第一盏灯光，我将从山上

第一人进城

我也将退居，在娇小的窗前

在自己擦亮的天空之下

——《进城》（节选）

梁晓明

1963年生于上海。1981年开始写诗。著有诗集《暗示》、《赤足披发而行》，长诗《开篇》，随笔集《梁晓明在西湖》等。现居杭州。

我与梁晓明有过两次交往。第一次是2001年12月在浙江金华举办的《诗歌月刊》笔会上。数十个诗人你来我往，场面嘈杂，彼此间根本无法深谈。唯一表现出我和梁晓明的缘分的是在游览九峰山时，我们对着摄像镜头各自唱了一首歌，他唱的是《东方红》，我则吼了一首电影《刘三姐》里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来自新疆的沈苇也唱了一首《十送红军》。梁晓明和沈苇表现得都极为出色，而且用的是当地方言，令听众大饱耳福。作为“刘三姐的老乡”兼“家门”，我对《刘三姐》的插曲所知甚少，我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只是电视上常见的臧天朔和斯琴·格日勒带有轻摇滚风格的版本，早已不是原汁原味。好在与会诗人中只有我来自桂林，算是勉强糊弄了过去。

2002年10月下旬，在浙江卫视任职的梁晓明带着三个同事赶到桂林，一连拍摄了好几天我的生活和写作。拍摄外景时他一定要我再唱一遍《山歌好比春江水》。因为是在桂林，所以我识相地找了个游人稀少的地方，对着滔滔漓江厚着脸皮吼了一遍。节目播出后，梁晓明来信说我“挺上镜的”。诗人彭一田和一些观众或来电话或在网上留言，夸我山歌唱得不错。遗憾的是，由于桂林无法收看浙江卫视科教频道，所以我一直没有“欣赏”到自己在电视里的“尊容”。直到一个多月后，梁晓明复制了一盘节目录像带寄来，我才发现镜头中自己的傻样着着实实地印证了“惨不忍睹”这个成语。

几天的接触，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梁晓明的平和与随意。在桂林的几天，我和梁晓明的团队除了干活，就是喝酒。有一天，我们在阳朔从中午十一点喝到黄昏，从阳朔西街的东面喝到西面，然后叫嚷着去喝茶，哪料一进茶馆，摄像师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在我的蜗居拍摄时，其中一个镜头是我站在书架前介绍我的藏书。因为喝得有点高，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梁晓明就循循善诱，教我该怎么怎么说。一连教了几遍，我都是结结巴巴，说不利索，好在后来播出时这个镜头被剪裁掉了。

一

从20世纪80年代那首名重一时的《各人》看来，这种平和与随意在梁晓明的性格中形成已久：

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

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

我们微笑相互

点头很高雅

我们很卫生

各人说各人的事情

各人数各人的手指

各人发表意见

各人带走意见

最后

我们各人走各人的路

在门口我们握手

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

下楼梯的时候

如果你先走

我向你挥手

说再来

如果我先走

你也挥手

说慢走

然后我们各人

各披各人的雨衣

如果下雨

我们各自逃走

这首诗已经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几乎所有的相关选本都会将其收入。它写出了当代人的某种典型意义的生活状态：在平和与幽默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孤独。这样的价值思考在诗歌史里前所未有。早前的“朦胧诗”写作者自愿为社会担上一份责任，扮演了正义的化身的悲壮角色，“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像国家兴亡都背负在自己身上。这种姿态虽无可厚非，但生活不仅仅是悲壮，它还有平凡和庸碌的一面。“朦胧诗”的写作更多的是概念先行，而忽视了艺术的规律，技巧贫乏，因此最终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年代，悲壮过了头就会成为喜剧。韩东、于坚、梁晓明、柯平等“第三代诗人”聪明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更注重对凡人心理和生活状况的展现和挖掘，从而使诗歌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写作心态得到彻底的解放。梁晓明用《各人》、《站在陶罐上等待一个姓梁的人出现》等作品与前人划清了界限。难怪学者沈泽宜发出这样的论断：梁晓明创作于1984年的《各人》是开创了中国现代诗中的个人意识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