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了。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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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休斯顿和他的探险搭档罗伯特.H.贝茨于1954年根据那次探险写了一本书《乔戈里峰：野蛮高山》（K2: The Savage Mountain），书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那次一人保护四人的事儿，这本书现在看来堪称一本经典著作。

休斯顿一个人写作和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学术医疗著作，内容关于高海拔缺氧症对人类身体和大脑的影响。

尽管我相当擅长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政府获取信息（为了写我的小说《骗子工厂》（The Crook Factory），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战时在古巴做间谍时取得丰功伟绩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从前都属于机密信息，一直到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将之解禁，它们才被公开），可关于杰克・佩里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那几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不曾找到任何编纂过的官方报告。然而，正如我完全可以把那位老先生想象成一个刺客一样，我肯定他必然去过他提到过的地方，做过他提到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