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两个班主任老师（第2/3页）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的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就大一些。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跳远、跳高、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反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艺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事表彰：“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种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随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和生活用具。在课桌上和别的老师一块“斗争”他。平心想想，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隐隐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岁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转移——校长让斗他，总不会错的吧？这样，自我原谅了许多许多的年头。

我们在陕县小学，有一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学校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了一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个骨架，放在办公室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像，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自己——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骷髅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