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吴欢（第3/3页）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江泽民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有直就误，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以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篇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