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2/3页）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有天深夜我走回家，身上带着很多正在向画商兜售的画作，脑子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多挣一两先令。这时，在斯特兰德，我看见有个家伙跪在人行道上画画，人们还给他钱。我经过他边上时，他起身进了一家酒吧。‘妈的，’我心想，‘如果他能靠这个赚钱，我也可以。’于是一时冲动，我也跪了下来，开始用他的粉笔画画。天知道我怎么会那么做，八成是饿昏了头。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用彩色粉笔作过画，我得边画边琢磨技巧。不过，有人停下来说我画得还不错，并且给了我九便士。就在这时，那个画画的从酒吧里走出来，说：‘你他妈在我的地盘上干吗？’我解释说我很饿，得挣点钱。‘哦，’他说，‘来和我喝一杯吧。’然后我就和他去喝了一杯，打那以后，我就成了街头画家。我一周能挣一英镑，这点钱养活六个孩子肯定是不够，好在我老婆替人缝补衣服，也能赚些钱。”

“干这一行最要命的就是冷得很，第二糟糕的是你得忍受别人的干预。一开始，我还不太懂规矩，常常在人行道上临摹裸体像。第一次画，是在圣马丁大教堂外面，一个穿黑衣的家伙--我猜他是个教堂执事之类的--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叫道：‘你觉得我们会让这种污秽出现在上帝神圣的居所外吗？’所以我不得不把画擦了。那次我临摹的是波提切利[5]的维纳斯。还有一次，我在河堤一带临摹这幅画，有个警察经过看到了，他二话没说，就走过来用他扁平的大脚把画给擦了。”

博佐也曾给我讲过警察干预的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海德公园出了件“不道德行为”的案子，警察在那件案子里表现相当糟糕。博佐画了幅漫画，画中警察躲在海德公园的树丛里，题词为：“谜题：警察哪儿去了？”我跟博佐说应该把其中的潜台词挑明了，改为：“谜题：道德行为哪儿去了？”但博佐不肯听我的，他说不管哪个警察看到，都会把他赶走，他就会永远失去那块地盘。

比街头画家低一等的是唱赞美诗的、卖火柴的、卖鞋带的，或是卖信封的，那些信封里都装有一些薰衣草种子，美其名曰：香料。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乞丐，一脸可怜相，每天挣的钱不会超过半克朗。他们之所以还要装成卖这卖那的而不是直接乞讨，全是拜英国有关乞讨的荒唐法律所赐。按照现行法令，要是你走到陌生人面前问他要两便士，他可以报警，你就会因为乞讨而被关七天。但是，如果你不断烦人地重复唱着“愿上帝离你更近些”，或是拿只粉笔在人行道上乱涂乱画，又或是捧着火柴四处晃荡，简而言之，只要你招人厌烦，你就合乎法律规定，是在做正当的生意，而非行乞。卖火柴和街头唱歌无疑都是合法化的犯罪行为，但都不怎么赚钱。在伦敦，没有哪个在街上唱歌的或是卖火柴的能保证一年赚50英镑，可他们每周要在马路边站上八十四个小时，汽车擦着他们的后背飞驰而去，这样一比就会发现，他们的回报实在低得可怜。

乞丐的社会地位相当值得一谈，因为和他们打过交道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禁会为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而感到惊诧。人们似乎觉得乞丐和普通的上班族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是被异化、被遗弃的一类人，就像罪犯和妓女一样。上班的人“干活”，乞丐“不干活”；他们是寄生虫，从本质上来说一无是处。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乞丐不“劳”而获，不用像砖瓦匠和文学评论家那样靠“劳动”挣钱。乞丐只是社会的毒瘤，人们能容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讲人道的时代，但从实质上看来，他们是下贱的。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乞丐的谋生方式和无数体面人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说乞丐不劳而获，那什么才是劳动呢？工人的劳动是挥动丁字镐，会计的劳动是计算数据，而乞丐的劳动则是不论刮风下雨都得站在户外，并因此患上静脉曲张、慢性支管炎等疾病。当然，这一行和其他行业类似，都没什么价值，但很多体面的工作也没什么价值。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乞丐不见得就比其他人逊色。和大多数卖专利药的商贩相比，乞丐诚实可信；和办周日小报的商家相比，乞丐品格高尚；和以分期付款方式兜售商品的说客相比，乞丐和蔼可亲，总而言之，乞丐是寄生虫，但毫无危害。除了能挣点保命钱，乞丐很少向社会索取额外的东西，而且按照我们的道德观，他们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本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乞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现代人也没什么权利去鄙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