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3页）

鲍里斯总是说战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酷爱战争和军事，读过无数战略和战争史的书籍，可以跟你讲所有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毛奇[4]还有福煦[5]的理论。任何跟军事有关的东西都能让他高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是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仅仅是因为那儿外面有内伊元帅[6]的雕像。后来鲍里斯和我一起去商业街。如果我们坐地铁去，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尽管商业街站更近一些；这与他对康布罗纳将军的喜爱有关，滑铁卢战役时敌人劝这位将军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滚他妈的！”[7]

革命给鲍里斯留下的东西只有奖章和他们团的旧照片；他把其他所有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只留下这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铺在床上，对其大谈特谈。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壮小伙儿，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国小耗子。二十岁就做了上尉——不错吧？没错，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我父亲是个陆军上校。”

“啊，但是，我的朋友，人生的起起落落啊！一个俄军上尉，然后，啪！革命一来，一切都没了。1916年我在爱德华七世旅馆呆了一周；1920年我在那努力找工作当更夫。我做过打更的、管酒窖的、刷地板的、洗盘子的、搬行李的，还看过厕所。我给过侍应小费，也被别人给过小费。”

“啊，但我知道如何像绅士一样生活，我的朋友。我不是想自夸，不过有一天我在算这辈子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发现有两百多个。没错，至少两百……啊，话说回来，坚持就是胜利。勇敢点！”等等，等等。

鲍里斯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他总希望回军队去，但他做侍应也有了前途。虽然他攒的钱从没超过几千法郎，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觉得以后能自己开饭店发家致富。后来我发现，所有侍应说的想的都是这个，这样他们作为侍应才能心理平衡。鲍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起在酒店的生活：

“做侍应就是赌博，”他曾说，“你可能到死都穷得要命，或者一年就发了财。你没有基本工资，靠的是小费，也就是账单的百分之十，另外还有香槟酒公司按照瓶塞给的回扣。有时候小费多的很。比如马克西姆餐厅的酒保，一天挣五百法郎。旺季还不止五百……我自己每天挣二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是旺季的时候。从经理到洗碗工，所有人每天干二十一个小时。二十一个小时干活，两个半小时睡觉，连着过了一个月。不过很值得，一天能挣二百法郎呢。”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交上好运。有一次我在皇家酒店，有个美国顾客在晚饭前叫我，点了二十四份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酒全都端过去。‘现在，小伙子，’那个醉醺醺的顾客说，‘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你要是能走到门口，就能拿到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整整六天，每个晚上他都这么干，十二杯白兰地鸡尾酒，然后就是一百法郎。几个月之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因为私吞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人还是挺好的吗？”

我喜欢鲍里斯，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的事情。鲍里斯总是劝我去做侍应。“这种生活很适合你，”他说，“有工作的时候每天挣一百法郎，还有个漂亮的情人，多好。你说你要写作，那都是胡扯。想靠写东西挣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娶个出版商的女儿。但是如果你把那小胡子剃掉，肯定能做个好侍应。你个子很高，还说英语——做侍应主要就靠这些。等我能弯弯这该死的腿，我的朋友。还有，如果你什么时候失业了，就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