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秋季战事一直没有停,但我们不再上战场了。秋日的米兰[64]寒意颇浓,天黑得很早。华灯初上时分,沿街看看橱窗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店铺外面挂着许多猎物,狐狸毛皮上落满了雪粉,它们的尾巴在风中晃荡。掏空内脏的僵直的鹿身,沉甸甸地悬着。风吹荡着小鸟串儿,它们的羽毛被吹翻了开来。这是个寒冷的秋天,风是从群山上下来的。

我们每天下午全体都去医院。在阴沉沉的天色中,有不同的路线可以穿过城区去医院。其中有两条路线是沿着运河边走,但路比较远。不过,走到医院总是要从桥上过运河上的。有三座桥任你选。其中一座桥上,有一位妇人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面,暖融融的;栗子揣进口袋里,过好一会儿还是热乎乎的。医院很老旧,也很幽美。进大门后走过院子,再走出对面的院子门,就到了。经常有葬礼,举行葬礼都是从院子里开始。旧医院后面,是几幢新建的砖头造隔离式病房。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那儿相聚,大家彬彬有礼,互相询问伤势病情,坐到会给我们大大改善病情的诊疗椅上去。

医生走到我坐着的诊疗椅近前,询问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练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练啊,足球。”

“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的,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膝盖不能弯曲,从膝盖到脚踝一条腿直僵僵没有腿肚子。诊疗椅帮我弯曲膝盖,像骑自行车那样帮我活动腿,但是还没有帮我弯过来,诊疗装置转到弯曲部分便摇摇晃晃转不动了。医生说:“不要紧,会弯过来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还会像个冠军似的重新踢足球。”

旁边那张诊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像婴儿的手那么小,夹在两块皮革中间;皮子上下弹跳,拍打着他的僵硬的手指。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一边朝我挤眼睛,一边说:“将来我也能踢足球么,医生上尉?”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剑术家,战前他是意大利最棒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屋子他的接诊室,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只手在诊疗前萎缩得跟少校的手差不多大小,经过一个疗程后变大了一些。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是枪伤?”他问。

“工伤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说,把照片递还了给医生。

“现在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他们三个全部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做画家,还有一个本来就想当兵。有时,诊疗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会结伴同行,到斯卡拉歌剧院[65]隔壁的科瓦咖啡厅去坐坐。我们有四个人,所以敢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个街区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家酒店里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fficiali!”[66]有时,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行便有了五个人。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绸手绢,因为当时他鼻子没了,正待做面部修复。他是直接从军事学院上前线的;第一次上火线,一个钟头不到就受了伤。他们修复了他的面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要想把他的鼻子完全复原,那是办不到的。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战事会如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直在打仗,而我们不会再上战场。

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走到街上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种东西在起作用,将我们聚拢到一起。旁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