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家素质(第2/3页)

现在,流行一种超赶说,这些年超过了那些年。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举个不大妥切的例子:抗日时期的文学,你可以说从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后来者所能超越的。没有听说过,楚辞超过了诗经,唐诗超过了楚辞。在国外,也没听说过,谁超过了荷马、但丁。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这里说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须都是真正的山:植根于大地之内层,以土石为体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楼阁。有的评论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学现象,说成是高峰。而他们认为的这种高峰,不上几年,就又从文坛上销声匿迹,踪影不见了。这能说是高峰?有时在年初,无数的期刊,无数的评论都在鼓噪吹捧的发时代之先声的开创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经粗脖子红脸,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词赞美过它的人们,在这一篇目面前,已经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很多人也并不以此为怪事。这是因为大家对这种现象看得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现在,有很多文章,在谈名与实。其实,自古以来,“名实”二字,就很难统一起来,也很难分得清楚。就当前的文学现象而言,欺骗性质的广告,且不去谈它。有些报道、介绍,甚至评论文章,名不副实的东西也不少。你如果以为登在堂堂的报刊上的言辞都属实,都是客观的,那就会上当。

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贵,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艺术整体,还是这个民族的艺术培基。此后出现的群峰,也逐个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原始文化是单纯的,没有功利观念的,不受外界干扰的。《诗经》以兴、观、群、怨的风格,奠定了中国文艺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可贵的,正确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及其作用。唐诗是有功利的,据说诗写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诗人,有很多确实是进士。当时的诗,也很普及。根据白居易的叙述,车船、旅舍,都有人吟诵。居民把诗写在墙壁上,帐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础上,自然会有提高,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诗人。五十年代,我们也曾开展过一次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声势之大,群众之多,当非唐时所能及。但好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没有基础。作者们的素质薄弱。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质的提高,但社会的欣赏水平、趣味,也会影响作家的成长。鲁迅说,“五四”时代的小说,都是严肃认真的。这不只是指作家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也指创作态度。那时期的小说,今天读起来,就像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能看到现实生活,人民的思想状态,感情表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小说,在现实的反映上,主观的东西增多了。但作者们革命的心情,是炽热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们的用心,还是为了民族,为了大众的。解放区的小说,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联”的传统,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众、语言通俗方面,均有开拓。研究或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素质。除去精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外,还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它的社会情况,它的政治情况,即作家的处境。脱离这些,空谈成就大小,优胜劣败,繁荣不繁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只能说是表面文章。从这类文章中,看不出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也看不出作家对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文学的关系及其对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