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口旧事(第3/3页)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说实在话,我想去那里,并不是基于什么怀旧之情。到了那里,也没有找过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些关系的户,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顾。抗日期间,是统一战线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房间、被褥、饮食,也方便些。但这一次却因为我在《一别十年同口镇》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其实也是那时党的政策,连同《安新游记》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会议上,受到了批判。这两篇文章,前者的结尾,后者的开头,后来结集出版时,都做过修改。此次淮舟从报纸复制编入,一字未动,算是复其旧观。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人的观点就随着改变了。当时弄得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赶上了时候,并非文字之过。同时,山东师范学院,也发现了《冀中导报》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请他们复制寄来,以存历史实际。我是老冀中,认识人也不少,那里的同志们,大体对我还算是客气的。有时受批,那是因为我不知趣。土改以后,我在深县工作半年,初去时还背着一点黑锅,但那时同志间,毕竟是宽容的,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穆涛,给我的鉴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这绝不是我造谣,穆涛还健在。当然,我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评语。但我在战争年代,和群众相处,也确实还合得来。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在深县时,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都和我谈得来。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此外,因为我一向不是官儿,不担任具体职务,群众就会对我无所要求,也无所顾忌。对他们来说,我就像山水花鸟画一样,无益也无害。这样说个家长里短的,就很方便。此外,为人处世,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总结了。对于领导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愿多去接近;对于和文艺工作有些关系的人,虽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一定高,却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并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的人,我却常常应付不得其当。

话已经扯得很远,还是回到同口来吧。听说,我教书的那所小学校,楼房拆去了上层,下层现在是公社的仓库。当年同事,有死亡的,也有健在的。在天津,近几年,发现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现任水利局局长,前几天给我送来一条很大的鱼。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前些时给我送来一瓶香油。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查《善闇室纪年》,关于同口,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四’纪念,作讲演。学生演出之话剧,系我所作,深夜突击,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淮舟在编我的作品目录时,忽然想编一本书,包括我写的关于白洋淀的全部作品。最初,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也不好打他的兴头。又要我写序,因此联想起很多旧事,写起来很吃力,有时也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对于这一带人民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是太薄弱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雨后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