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3/5页）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2010年8月我来到耶鲁的时候，耶鲁法学院已经培养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位，6位最近的总统中的两位，更不用说在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耶鲁的社交仪式有不寻常之处：鸡尾酒招待会和宴会既是业界交流也是个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帮人是我老家的人轻蔑地称为“精英”的群体中的新晋成员，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上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

当时，尽管我的经历很独特，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是外人。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没上过大学。我最好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家庭矛盾——离婚、再婚、分居、父亲坐牢等。少数父母是律师、工程师或教师，他们是阿嬷所谓的“有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富到我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仍然是我的邻里，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和我同一所高中，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其他人也会做的。我从未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即使在我的一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朋友家中也没觉得融不进去。

但在耶鲁法学院，我感觉像是乘坐飞船坠落在奥茲国[2]（Oz）。通常人们认为一个由外科医生母亲和工程师父亲组成的家庭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家庭年收入是16万美元。在米德尔敦，这简直多得算不清楚了，但在耶鲁法学院，学生期望毕业第一年就拿到这么多薪水，而且很多人还担心不够花的。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钱，更重要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耶鲁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别人对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学似乎对我所认为的无聊往事饶有兴趣，什么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没上过大学，我在俄亥俄州长大之类的。这些事儿也都发生在我过去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在耶鲁，没人经历过这些。甚至在俄亥俄见怪不怪的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对很多耶鲁的朋友来说也非常新鲜，他们从没和参加过美国最近的几场战争的老兵相处过。所以说，我在耶鲁很特殊。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儿。第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陶醉在自己是这所精英法学院唯一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海军陆战队大兵这个事实里。但随着那些点头之交成了好朋友，我就为没跟他们如实谈自己的过去而有点不好意思。“我母亲是个护士。”我告诉他们。当然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法定父亲——他的名字印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除了我米德尔敦的最好的朋友，那些我让他们帮忙看看法学院入学申请短文的好朋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的生活。在耶鲁，我决定改变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