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3/4页）

洪钧下午要去机场，便恋恋不舍地沿着园中公路向外走去。一路上，他看到许多赶来健身、嬉戏、赏景、摄影的纽约人和外地游客，也看到不少因枝叶难堪积雪压迫而折断的树杈。快到中央公园的东南入口时，他远远就看见那用数十个破旧轮胎做成的高大塑像。他想，积雪不会把它压倒吧？就在他抬头观望时，一个声音传入耳鼓——“洪教授！”

这声音不大，但说的是汉语。洪钧转回身，只见维克多走了过来。

“洪教授，果然让我等到你了。我估计你就会来的。”

“你好，维克多。这里的雪景确实很美。不来看看，一定会成为遗憾！”洪钧敷衍着，思考着脱身的说辞。

“我知道你今天就要回中国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你，因为它已经纠缠我许多年。不问，也一定会成为我的遗憾。”

“什么问题？”

“十几年前，你曾经到黑龙江的滨北农场去办过一个案子吧？”

“啊对。那应该是1994年了。”洪钧当然不会忘记，因为那是他留学回国之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办案经历艰险曲折，而背后的人生故事更令人荡气回肠。

“你想起来啦？我猜你也不会忘记。”

“你怎么知道那个案子的？它与你有关吗？”现在是洪钧迫切地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了。

“十年前吧，一个老朋友从中国来，带给我一张《法制日报》，因为那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那个冤案的文章。我告诉你，我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看到了你的名字——洪钧，洪律师，印象老深刻啦！不过，我对那篇文章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我认识那个案件中的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吧。”维克多的话语中还带着中国东北的口音。

“是谁？”洪钧急不可待地问道。

“肖雄。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这是洪钧不会忘记的名字，因为他和肖雄之间还有一层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你怎么认识他的？”

“这可就说来话长喽！”此处来往的行人很多，维克多带着洪钧往公园里面走去，站在一处僻静的树林旁，语速平缓地讲述起来——“我家就在哈尔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专业是日语。毕业后，我就留在大学教书。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有理想，有激情，又接触了一些外国的东西，就一心投入到民主运动之中。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大学里举办演讲和集会。后来，我们还创办了一个刊物——《松花江之春》，自己油印的，主要发表我们这些人写的诗歌和杂文。由于我们写的东西抨击时弊，宣扬民主，所以被官方定为‘地下刊物’，或者说，非法出版物。我告诉你，虽然官方查禁了，但我们的《松花江之春》很受青年人的欢迎。1984年4月5日，为了缅怀周总理，我们还在防洪纪念塔下搞了一个‘松花江之春’诗歌朗诵会。你知道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吧？就在松花江边，对着中央大街。”

“我去过那里。那么，肖雄也参加了你们的活动？当年，我就听说他被牵扯到一起政治案件，但不知他干了什么。”洪钧把话题转到肖雄的身上，因为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

“其实，肖雄也没干啥。他就是一个跑腿儿的，帮我们送送信，找找人，发发刊物。不过，他很热情，办事儿也很认真。你说的政治案件，就是那次‘四·五集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活动’。公安局的人四处抓捕我们，真的很恐怖。我们都躲了起来。有的跑到乡下，有的跑到外地。肖雄也受到牵连。好像他先去了滨北农场，后来又跑回哈尔滨。他来找过我，说公安局的人在抓他，农场不能回了，家里也不能住了，走投无路，让我帮帮他。当时吧，我有点儿自顾不暇，就让他自己去想办法。一方面，我觉得他没啥大问题，就算被抓住，也不能咋的。另一方面呢，我正在想办法出国，不想再添麻烦。我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们那几个核心人物都在反思。我们的奋斗究竟有多大意义？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各奔前程吧。后来，我去了日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你知道，在日本留学，很难拿到移民身份，所以我又来到美国，读了一个经济学的硕士。这时候，我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感兴趣的是股市。我告诉你，股票市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要说呢，这炒股票就跟赌球、赌马差不多，但是更有学问。股市确实很神奇，它不会给人类生产出任何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但是可以创造出许多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这些年，我就是靠股市发的财。现在，我在曼哈顿有高级住宅，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还有一家餐馆。不用我管，有人替我打理。我奋斗过，现在就是要享受生活啦。我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年四季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