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第2/7页）

　　一百多年来的批评史已经证明，波德莱尔得到了他所企望的赞扬，《恶之花》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不仅皮埃尔·布吕奈尔有理由将《恶之花》看成是一出以《忧郁和理想》为序幕的五幕悲剧，只是这序幕嫌长了些，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倘若一位小说高手愿意，他可以按照同样的格局，不费力地将《恶之花》变成了一部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式的小说，因为这本书已经深刻而具体地“再现出精神在恶中的骚动”。正是这精心设计的结构，使《恶之花》中的诗人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一曲哀歌，一阵呻吟，一腔愤懑，一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形象，一个首尾贯通的形象，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有言语，有行动；他有环境，有母亲，有情人，有路遇的过客；他有完整的一生，有血，有泪，有欢乐，有痛苦，有追求，有挫折……他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社会中活动的具体的人。自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最为敏感的诗人。

　　《恶之花》的这种结构，并不是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指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有机的精神联系。这结构所以起到了使人物形象丰满充实的作用，乃是因为支撑它的基础是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及其精神世界的演化。美国学者雷欧·白萨尼指出：“波德莱尔强调他的书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提醒人们注意它有真正的开头和真正的结尾，这就要求人们对《恶之花》进行明显的主题性的阅读。这些诗将有一种可以鉴别的含义，其顺序将与一出悲剧走向结局的不同阶段相对应。”因此，《恶之花》的真正结构，在于展示了诗人为摆脱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而终于失败却又败而不馁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诗人的形象因此而呈现出异常丰富复杂的面貌，时而明朗，时而隐晦，时而裸露出真相，时而又戴上了假面。

　　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并存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向上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堕落的快乐。”向上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选择了人心作为主要的战场”。而《恶之花》中的诗人，恰恰被波德莱尔选作了“战场”，在他身上展开了一场上帝和撒旦、天堂和地狱的争夺战。波德莱尔无须求助他人，因为他就是《恶之花》中的诗人，他自称：“波德莱尔先生有足够的天才在他自己的心中研究罪恶。”我们不必天真地把《恶之花》径直视为作者的真实自传，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确是把自己“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 （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都灌注在那个诗人身上了，而这个诗人将毕生在对立和冲突中挣扎。

　　《恶之花》这个书名就是对立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蕴藏着“恶中之美”；诗集的第一部分称为《忧郁和理想》，也是对立的，成为全部《恶之花》借以展开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许多篇章的题目是对立的，例如《快乐的死人》、 《惬意的厌恶》、《伤心的甜言蜜语》等等；许多篇章由对立的两部分组成，如《坏修士》、《被冒犯的月亮》、《破裂的钟》、《吸血鬼的变形》等；许多诗句本身是对立的：“哦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你把全世界放在……》），“使英雄怯懦，使儿童勇敢”（《献给美的颂歌》），“天使醒了，在沉睡的野兽身上” （《精神上的黎明》），“这就是她啊，黝黑而明亮”（《黑夜》），“啊！灯光下的世界多么地广大！回忆中的世界多么地狭小！”（《远行》），等等；此外，用互不相容的形容词形容同一件事物，也表现出某种对立，例如“真理之井，既黑且明”（《不可救药（二）》）， “可爱而阴森”（《瓶》），“可笑又崇高”（《天鹅（二）》），“残酷而美妙”（《好奇者的梦》），等等。这种对立和冲突出现在《恶之花》从整体到局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次上。然而，《恶之花》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诗人理想的世界，魔鬼的地狱和上帝的天堂，就是说，黑暗与光明，忧郁与解脱，沉沦与向上，疾病与健康，也就是说，假与真，恶与善，丑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