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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名布洛克多少带点自嘲意味、也借此制造出一点后设书写效果的平庸小说家角色。此人在酒馆里喝挂了随个吊膀子的红发女郎回她公寓，却忽然成了谋杀嫌犯。小说家坚信自己绝没动手杀人，但有趣的是，随着执法单位对他涉案的疑心日轻，他对自己的清白却也愈发不确定起来(杀人究竟只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正常念头而已，还是会诱人不知不觉付诸实践?人的记忆可不可靠?酒精会不会让人连自己都成功欺瞒?)；但同时，谋杀的嫌疑却带给他从未拥有的魅力，以及从不存在的深奥，出版社出天价竞标他的新小说，女人乐意和他上床，他从灰扑扑的小角色忽然变成社交圈的宠儿，就像昔日写二次大战德累斯顿大轰炸为《五号屠场》的冯内古特说的：“平均每死一个人我就得到四块钱版税。”

这些人与那些人，这原是一部二十年前的电影片名，台湾改译为《战火浮生录》。电影有点太过抽样地选取二次大战主交战国德、法、英、美、俄加犹太各一人或一对男女(都是音乐家舞蹈家)，看他们如何在战争的噬人巨浪中浮沉漂流，有力竭倒下来的(毒气室、饥饿荒凉的东线战场、爆炸起火的坦克、战后的叛国审判)，也有一身残破挨过来的。电影由于是公益性反战基金出钱拍的，最结尾是这些幸存者或其子裔一场控诉战争宣誓和平的全球联机大音乐会，在波丽露杀气腾腾的乐声中落幕。

纽约“九一一”后布洛克笔下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没这么工整戏剧性，同样大毁灭的背景之下，联系起他们的不是美好的音乐而是冷血谋杀。从小说的命名、从小说角色的选取设计，我们感觉到布洛克堪称宏大的企图，但这个构图在小说的“实人实事”展开时却审慎起来了，我们读到了一点点象征，一点点讥诮，一点点控诉，也有一点点不满(如搭乘飞机的严厉安检)，都只是一点点而已，其他的，便只是恍若无事的迷茫而已——我猜，这应该就是纽约到此为止的相当程度真实景况，也是书写者布洛克个人的犹豫。这个纽约记忆里史无前例也没思维线索的奇特灾难，大家都还不知道该如何想它，像崩塌双塔后宛如缺了两颗大门牙露出的空茫风景。

把死亡还原

有一种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说法，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斯大林率先讲出来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就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

这样的说法今天常被用来控诉新闻媒体，但其实早在新闻媒体肆虐全球之前，如此效应就已成立了，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基本人性起着作用，新闻媒体不过是在此一基础之上更荒谬更夸张更消耗地予以呈现或加以利用而已。

死亡是人们永远想不清楚、驯服不了的奇怪之事，有太多悬而无解的空白部分，我们永远等不到一个《白鲸》里借由棺材浮子从死亡处回返的以实玛利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死亡既是最突然的，却也是最稳定可预期的；是最可怖的，但我们却又同时知道它是最平常的，每天每时每刻都发生；它既是人一切情感、欢爱、梦想、思维毫无补偿的戛然终止，但我们却又看到了再多的死亡都阻挡不了地球继续运行，人们依然在街上行走，一旁殡仪馆火葬场的大烟囱时时一缕黄昏炊烟般唤人回家。

我们如何看待这样各据一端的死亡矛盾呢?这里我们依然只选其中一个点来谈，那就是死亡如何成为一种可感形式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悲天悯人的感受幅度不同，但大体上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没有内容没有着色的光秃秃死亡本身并不触动我们，只因为我们早已晓得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合理”终点，除非我们察觉出此一死亡和我们自身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个联系既因死亡的降临而回光返照地彰显，更同时被此一死亡所悍然打断，我们于是感觉到某种丧失，并预言着我们自身他日的无可遁逃丧失，从而引发惊吓、不舍、哀恸、愤怒等种种情绪反应。因此，不是死亡绝对量多寡的问题，而是这个联系的强弱深浅问题，换句话说，真正可感的不是我们未曾经历的陌生死亡，而是同情、同识、同处境、同梦想这些我们熟悉不疑事物的乍然失落，是生者的悲伤，像《红楼梦》书中，最触动林黛玉的死亡不是人，而是季节变换里寻常的花凋花谢，只因为对孤傲自怜又仍是文艺青年的黛玉而言，一朵辞枝的花和她生命的当下联系，除了贾宝玉，远远超过大观园中的云云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