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他爱他家 姜昆

梁左走了，去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按说他应该是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生活的。

他对它是那么地有感情。

在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里，他和街坊二哥一起请我吃饭，地点是门洞里，那儿通风，我和梁左穿着大背心。二哥光脊梁，事情是为二哥二嫂吵嘴打架说和。梁左说：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着一个枕头，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农民，是李双双他们家。你们是知识分子，不一样，你们得分清哪是哪，找明原因，顺藤摸瓜，为什么中国老祖宗讲穷吵恶斗，这是根儿，是因为穷了才吵，咱就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先把工作推了。

第二，把房找着，别在大杂院里住，住楼房单元。

第三，把房装修好喽，没钱不要紧，借钱，装修好了就得挣钱还钱，那时候，还吵吗？不吵了，没工夫了，还没还完钱哪，为吵嘴影响住单元房，不合算呀！因为吵嘴搬回大杂院儿，谁也担不起这责任，知识分子，分得出轻重呀！

说得我哈哈大笑，二哥不好意思地笑。门洞里的小酒小菜吃得我们乐融融的。

事后，我重复他的话，说他讲得有意思，梁左说：“大杂院里吵嘴的事，特经琢磨，越琢磨越有味儿，在他们当中，我能写好些好些东西……”他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琢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词，但是那股为在最基层的生活中吸取营养的惬意劲儿，我能感受得出来。

我让他上说唱团来当创作干部，开始他答应了，可是他和我干了一年多以后，忽然提出不愿意在说唱团里干，希望能到一个研究单位，我帮助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了曲艺研究所的理论干部。

我问他为什么？他依然抽着烟眯着眼，咱们俩快两年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个说唱团的团长，就是一个大家长，你什么事都管，都护着、人家早上起得晚，你不高兴，觉得人家懒，脸上还挂相，人家晚上打会儿麻将，你耷拉脸告诉“干部不许参加！”弄得别人全看你的脸色上班儿。我是和你最好的朋友，你从来不管我，可我心中有愧，我喜欢和他们打麻将。现在我可以，因为我不是干部，万一你重用我，让我当班级的创作班长。我就成干部了，我瞎了，玩不成麻将不说，我缺了一个和大家伙不动脑子聊天的途径，所以，我先撤一步，为的是有个散漫自由的天地，为你排忧解难，为我铺平垫稳，何乐而不为呢？像他平常一样，把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事宜，用惆怅式的，漫不经心地向你娓娓道来，让你乐颠颠地进入他的逻辑之中。不时地还以“啧”的感叹词表示赞许和同感，生米做成熟饭时，才后悔上当。

梁左没来说唱团，去了艺术研究所的曲研所，但是我了解到他希望无拘无束的创作，不愿意与最善良的老百姓接触，有障碍，愿意有个“不动脑子聊大天”氛围的追求，这是他心底的追求，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也这样追求着。

在占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上，梁左善于构思，当然他的构思是从生活中完成。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视听高考的考试，其中让我写公文格式的文章时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戏谑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遵照上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北京市经济开发委员会讨论决定，自即日起开放长安街以东地区，为自由贸易早市地段。

梁左听着，眯着眼睛赞道：“这是个好东西！”他对题材，对戏剧的因素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说：“姜昆，你说你要上电大，把这考试卷子夹在自行车后架子上，然后你在东四牌楼那儿走。车一颠，一阵风给你吹走了，你不知道走了。碰上个正要做买卖下海的人，嘿！他一看，二话没说把你这稿子拿回家去，七姑六姨的那么一通儿宣传，了不得了，长安街堵塞，自由市场摆上摊儿，那地方宽敞，一传十，十传百，先是近郊区的，接着就是远郊县的，然后警察就查谁造谣惑众，发动群众，层层深入，一对笔迹是姜昆的，然后设立专案组，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挖深搞透，你这说唱团长所有演出的账目翻个顶朝天，和海外的关系全部监听，所有和你谈过话的，找你签过字的女孩一个一个地审查，打听，追你组织群众在长安街上搞自由市场的动机……”他的一通发挥，乐得我前仰后合，他也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1988年底，这就是我们共同创作《特大新闻》的原始阶段。现在回忆起，他如潮的思绪，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构思，不尽的素材，哪一个不来自他丰富的底蕴和基础，哪一块儿不出自给予他不尽宝藏的生活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