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第2/4页）

《买猴儿》为当代文艺的典型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马大哈”已成为生活中人们称呼那种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丢三落四、不负责任的人的“共名”，尽管这个人物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但毕竟不失其典型意义，这篇作品为相声艺术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天》巧妙地运用了相声艺术的荒诞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十年巨变浓缩于一天的所见所闻，尽管它的喜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创作意识却是相当超前的。

《夜行记》是一篇宣传交通法规的作品，主题平淡无奇，思想也未见特色，但它一反传统相声罗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终紧紧抓住人物性格这一中心，通过事件写人物，围绕人物写事件，开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相声创作的先河。

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相声艺术将来的光明前景——正如鲁迅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青年相声工作者加入了相声革新的大军，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马季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歌颂型”（这一提法是极不科学的，这里姑且用之，所谓“吾从众”）相声为主，代表作品有《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画像》等。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相声的手法和技巧，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看来，这种“歌颂”虽然难免有点儿浅白直露，但联系到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候，我们对作者这种创作的热情、革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和艺术的实践，仍然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相声创作基本上陷入了绝境。

在“文革”后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像《友谊颂》《红梅赞》《线路畅通》这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大体还说得过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是大大倒退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迎合错误的政治需要、在思想上有严重失误、在观众中有不良影响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诸如在相声中加进忆苦思甜内容的这样根本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声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不仅迅速由北方曲种扩展到全国，而且几乎迅速成为最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程度之深，不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是许多专业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品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揭批“四人帮”和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两个主题，前者如《帽子工厂》《特殊生活》《舞台风雷》《如此照相》，后者如《假大空》《不正之风》《财迷丈人》《霸王别姬》，或揭发，或声讨，或讥讽，或批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作品喊出人民群众压抑多年的心声，演出时观众的反响极为热烈，剧场中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这种盛况在相声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还应当归功于相声自身的讽刺功能。

相声本来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幽默艺术，但这一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有多种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或找不准讽刺的对象。

前面提到，传统相声中的讽刺经常表现为演员间的自讽自嘲，这就很难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建国后的相声作品由于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讽刺起来难免缩手缩脚，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