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第3/8页）

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寻找包拯呢？

答案在于，包拯虽然不是挥手起风雷的政治改革家，也不是落笔惊风雨的文章高手——他似乎不长于诗赋，流传后世的诗歌总共只有一首《书端州郡斋壁》，颇有点板着面孔说教的味道，艺术上并不见佳——却以他的峭直清廉和刚正无私而名世。人们寻找的正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求的品格。民众的渴求和这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黄钟大吕般的共鸣。渴求愈是强烈，共鸣也愈加亢激，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结”亦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间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经邦济国的改革纲领重要，也比那些不管产生了多大“轰动效应”的诗文辞章重要。小民百姓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温饱，他们的旗帜上只有两个用黑血写成的大字：生存。因此，为官的清廉与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民众对腐败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集中反映在舞台上那些以包拯为题材的戏文中，且看看那些剧名：《铡美案》《铡赵王》《铡郭槐》《铡国舅》《铡郭松》。为什么都是“铡”？因为这些当官的太不像话了，不铡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再看看铡刀下的那些头颅，差不多都是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反腐败就是要敢于动真格的，就是要从这些有分量的头颅铡起。那么就一路铡下去吧，铡他个血溅簪缨、尸横朱门、谈贪色变、大快人心。随着包拯那一声回肠荡气的“开铡”，民众心底的情绪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宣泄和释放。

看罢了包拯在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再到“知府碑”上找出包拯的名字，指点着感慨一番，除此而外，中国的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他们不知道舞台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这中间隔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装点、涂抹、净化和渲染，他们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们“清官崇拜”的悲剧心理。

正史上的包拯是个“面目清秀，白脸长须”的儒雅之士，他的性格展示主要不是在开封府的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也没有杀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是宰相宋庠，另一个是“国丈”张尧佐。宋庠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大罪过，只是平庸无能。这个人很识趣，包拯的弹章一上，他马上请求离职，并且在辞呈还未得到皇帝恩准时，就主动到中书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国丈张尧佐并不是张贵妃的父亲，而是伯父，因此这个“国丈”是带水分的。他的问题也是平庸无能。包拯要把他从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弹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叫张到下面去当节度使，这自然引发了包拯等人的谏争。这场谏争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没好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用争？”

谏官们不客气地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包拯等人争相上前，与仁宗抗辩不已。包拯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

张尧佐的节度使终于没有当成。

包拯和仁宗的关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单凭谏官们敢于在金殿上对他反唇相讥，甚至把唾沫星子喷他一脸，就可见他是比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欢犯颜直谏。因此，凡能够接受的，他都尽量接受；一时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对提意见的人并不打击，有时还安抚有加。这一点在帝王中相当难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当仁宗再度起用张尧佐时，包拯见好就收，让仁宗下台。他并没有患“左派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