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第2/5页）

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阿拉伯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在他看来，阿拉伯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丰富的遗产，其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当代阿拉伯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阿拉伯的现实与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来：“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他在巨著《稳定与变化》中指出：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戏剧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