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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复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个人！后来，你去了奥地利，就在岛上相遇后几小时，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亲，就是那个老萨沃兹迪，对安娜死缠烂打吗？老头儿，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儿。当时我二十八岁，安娜二十二岁，萨沃兹迪四十三岁。那个轻浮、放荡的人。安娜总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后，我们也要到老萨沃兹迪的年纪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轻。这个商务代表听见了总是由年轻女孩子们奏响的弦乐：你熟悉这种电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欲望之声……他想变成这样。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但我那时已经在安娜身边了，就像是空气、影子、黑夜。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几乎谈不上事业。我继承的遗产刚够买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协会里待上一两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够了。我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实验的文章后，受邀去荷兰的大学访学半年，这位商务代表非常确定有补助金。但我没去。现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穷，但跟我不一样……她的穷困是工薪阶层的。我的问题是，我出生在贫苦的环境中，这是另一种贫穷，是穷困潦倒……我爷爷以前是个吹玻璃匠。母亲是个农妇，是佃户的女儿。父亲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厂里上班，后来去了美国，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作家，也往回寄过钱，再后来就不写作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让人去找过他；但没找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大学时，我大舅负担我的学费，他很有钱，是个贪得无厌的巴尔特法地区的农民。我继承的就是他的遗产。但那时……你还记得我坐在第三排那会儿的情形吗？我住在一个老鞋匠家，和男仆一起睡在厨房里。我不想对你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巴尔特法的舅舅决定让我接受教育，把我培养成上等人。他想让我做一个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为上等人之前，母亲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欢母亲，他讨厌她。他内心深处那种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让他处处容不下母亲。后来，整个家族都被这股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名之恨笼罩着。我想，他也是因为觉得把我送入了上层阶级，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脱离母亲，才让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钱给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数量之少，也就能保证我不被饿死。他害怕给我钱，害怕被我骗了，害怕我把他给的东西寄给我母亲。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我舅舅家邻村做活。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总挂着惊恐和悲伤。有几次我回家过圣诞节或是放暑假都必须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里；为了迎接我，他叫人杀鸡宰猪，但也寸步不离地守着，仿佛总要防备我偷点儿吃的给我母亲似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口袋里装着吃剩的酸奶酪面饼在花园里闲逛就起了疑心。母亲就在外面的机器边干活，她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帮着做点儿杂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块儿，过着女佣的生活；舅舅怀疑我偷面饼给我母亲，就冲我举起斧子；还是被他的司机拦了下来。现在我算知道了，我的这个恩主就是个疯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时分，躲在村头见我母亲，就像两个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样。她那么可怜，只知道畏惧她的兄弟，这让我感到害怕。贫困和恐惧让她变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时她的眼中还能闪耀一些意识的光彩，那也都是因为想起了我。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她看来，舅舅折磨她，把我抢走，不让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着华服，每天在他家吃两顿大餐，而她却一周都吃不上一次，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过境迁，人才能明白这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须回家，因为舅舅期盼着我回家，他炫耀地带着我去拜访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乐着，听我说拉丁语，就像牵着一头被成功驯服的动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觉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个环，这和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小熊崽做的事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成家，只和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裔女佣过着同居生活；但那时，他已经是个膝下无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了，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扼杀了什么，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毁了什么，他在我内心堆积了多少愤恨、无奈的怒火、恐惧、耻辱和绝望，知识没有任何作用，成功、财富都没用，把舅舅的事归咎于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灵魂的罩布已被焚毁，谁也无法将它重新修补好。我不能因为他去谴责社会。的确，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做了医生，手里有钱，身着华服……只是每一次当我走进这种装修华美的陌生房间时，我都要长久地环顾四周，我不敢与女佣们对视，我害怕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脸，我不敢接受女佣们的服务……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安娜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但并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佣的服务，但我却永远有些羞于面对。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会脸红，早上我家女佣为我拿来鞋子的时候，我会背过身去……安娜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羞愧。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充满安全感的家庭。她认为有些人就是应该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务，这就是规矩。当然……也许是这样……可还能怎么做呢？也许这就是规矩。一个人累了，就要休息。我听说，苏联也有女佣……那时，我还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注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从我们婚后第三年起——我开始有些受不了；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回去为她送葬，那是一场女佣的葬礼，我也不想办成其他形式的……我不想用她的死来欺骗自己和全世界……下葬吧，就像她活着时那样，穷困潦倒，把她放在一块四根木条拼成的木板上，下葬吧……可是回家后，我却扛不住了。有一段时间，我要求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的这一决定让每个人都备受煎熬，女佣也是——有一个女佣跑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安娜很痛苦，我也一样。也许，安娜的痛苦程度最轻。她尝试去‘理解’……后来，每当女佣走进房间时，我都要起身……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但那时我毫无意识地放纵这种强迫行为，固执、决绝地想要一探究竟。安娜都忍了下来。接着，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悲、可笑……两个世界平行地存在，我究竟想要哪个？我能怎么做？我思考着。我知道，我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追求者。安娜从不会因为女佣而产生负罪感。她说：‘这是为她们好。’她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重复道：‘她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了……’是的，的确如此。她们什么都有了。但我总是想起母亲。她也是‘什么都有了’吗？这一切，都是在我婚后第三年才开始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