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2/8页）

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她穿过的晨衣：深蓝色油布大围裙从颈脖一直拖到脚上，把整个身子都围住了，一顶白色帽子戴在头上，露出两个特别大的耳朵，吊着一副柔软的、宽大的肉耳垂。这副尊容使冯·特罗塔老爷感到厌恶极了，那油布气味令他难受。

“讨厌极了！”他说道，根本不去理会她的问候，“亚克斯哪儿去了？”

“亚克斯今天身体不舒服，老爷！”

“不舒服？”地方官重复了一声，一时之间还没领会这句话的意思。

“他病了？”他继续问道。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知道了，谢谢！”冯·特罗塔老爷说着，挥了挥手示意她退出房间。

在餐桌旁坐下后，他只喝了咖啡，没有动食盘里的鸡蛋、蜂蜜、黄油和皇家条形面包。他已经明白了，亚克斯因为生病才没有送信进来。可是亚克斯怎么会生病呢？打个比方，他一直和邮局一样健康，万一邮局哪天没有送信来，那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地方官本人从来没有生过病。人要是患了病，一定会死。疾病只不过是大自然让人们习惯死亡的来临而已。有些流行病—冯·特罗塔老爷年轻时，人们对霍乱十分恐惧—现在被一些人给治好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疾病，诸如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这个病、那个病—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人们还是束手无策。那些大夫—地方官把他们叫作“医生”—总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取钱财好养家糊口。当然，生了一场病之后还能活下去，这样的例外大概也是有的。不过，据冯·特罗塔老爷所知，无论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他听说过的人，没有一个有这样的例外。

他又摇了摇铃。

“我要看信件，”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不过，请您叫别人送来。还有，亚克斯哪里不舒服？”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他一定是着凉了！”

“着凉？五月份还会着凉？”

“他已经不年轻了！”

“您派人把斯里布尼大夫请来！”

这位大夫是区里的专职医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他都在地方行政公署值班。他很快就会来的。地方官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大夫”。

这期间，地方官的私人秘书送来了信函。地方官只是瞄了一眼信封，便又还给秘书，并命令他把它们放到办公室去。站在窗前，他心里难以释怀，家里即将发生变化，而外面的世界却依然故我。早晨他既没有进餐，也没有看信函。亚克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躺下了。生活却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心如乱麻的冯·特罗塔老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了行政公署，比平常晚到了二十分钟。助理进来汇报工作：昨天捷克工人又举行了聚会；科索沃的庆祝聚会已出了布告；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团—这里指塞尔维亚和俄国，不过，官方从来不这样称呼—定于明天到达；德语社会民主党表现越来越活跃；纱厂有个工人遭到同事的殴打，据说—但后来被密探证实—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赤色组织。这一切都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怒火中烧、痛心疾首。那些老百姓不安守本分，损害国家利益，谩骂侮辱陛下，藐视法律的权威，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要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政府的规矩，践踏官员的尊严，建立捷克人学说，选举反对派议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地方官本人。他开始只是藐视那些要求自治的民族和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民”。后来，他渐渐地憎恨他们，憎恨那些大声疾呼的人、煽风点火的人和发表选举演说的人。

他给助理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即解散那些胆敢做出“决议”的聚会。在所有流行的词语中，他最痛恨“决议”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只要换一个字母，那么就能变成一个最厉害的词“革命”g。他要把“革命”这个词从词库中彻底剔除。在他的词汇里，即使是在公务词汇中也不能出现这个词。一旦他在下级写给他的报告中读到把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标榜为“革命宣传家”时，他就要把这个词划掉，用红墨水笔写上“可疑分子”几个字。也许在帝国的某些地方是有革命家，但在冯·特罗塔老爷管辖的区域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