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岁月（第3/14页）

又，学生们往往利用写作此种自传的机会，对当前的俗世和卡斯达里作指责性相革命性的发泄。对于此类攻击，老师们通常都以体谅的慈爱视之。此外，在学生们享受最大自由而不受严密监督的时期，这些传记对于老师了解学生的言行也极有裨益；它们对于作者的智德或品学往往提供极其明白的揭示。

约瑟·克尼克所写三篇这样的传记，已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打算将全文照录于本书之末，也许是本书最为珍贵的部分了。他是否只是写了这三篇，或是否另有散佚，可资揣摩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确知的一点只是，克尼克交了他的第三篇作业“印度生活”之后，教育委员会秘书曾有指示说，如果再写任何传记作品的话，他不但应该以接近现代的历史时代为背景，而且要多多旁征博引，尤应注意历史的细节。我们从轶闻与函牍之中获知，其后他曾着手为一篇以18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下过一番初步的研究工夫。他让他自己扮演一位斯华比亚地方的牧师，后来背离教会而投向音乐，他曾当过约翰·亚伯瑞克·班吉尔的弟子，做过伊鼎革的朋友，且曾在辛善道夫的莫拉维亚兄弟教派的会众中作过来宾。我们知道，他曾阅读并笔录大量古老而且往往过时的相关书籍，其中既有谈论教堂组织、虔信教徒，以及辛善道夫的文章，亦有讨论那个时期的祷文和教堂音乐的著述。此外，我们还知道他曾迷上灵能派主教伊鼎革，曾对班吉尔导师有过真正的敬爱之情；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人从班吉尔的肖像摄制一张相片，安置在他的书桌上面。并且，他曾尝试将他对辛善道夫好恶相克的地方做过一番诚实的描述。但到最后，他因以已习的东西为满足而放弃了这个计划。他说他已失却写作传记的兴味了。因为，弄到这些材料之后，不但要从太多的角度去研究其中的主角，还要聚集太多的细节加以描绘。由这些陈述看来，我们与其将他完成的这三篇传记视为一位学者的著述，不如看作一种诗情的产物，比较适当。我们这样说，相信对它们并无任何不公之处。

克尼克除了已经享有随意自选研究科目的自由之外，如今终于又得了另一种不同的自由与轻松。毕竟，他一向就是一个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的学生；他不仅曾经受过严格训练，做过精确的课业，有过老师的小心督导和审察——总而言之，有过严格的学校教育，而且，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由于他与普林涅奥的特殊关系而担负过重大的责任，这种压力固然曾经激发了他的最大潜能，但也大大地消耗他的精力。他在扮演卡斯达里公共辩护人这个角色时，曾经负起确非他那种年龄和能力所堪负荷的责任。他曾冒过严重的危险，而其所以获得成功，亦只是运用他那过人的意志和才能。实在说来，如果不是音乐导师从旁大力协助的话，他就不能将他所负的任务贯彻始终。

克尼克在华尔兹尔度过那几年非比寻常的岁月之后，我们发现他——一个刚刚24岁的青年——不但比他的实际年龄早熟了一些，而且还显得有些紧张或疲劳过度的样子，但令人颇为讶异的是，却没有可见的损伤迹象。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整个活力，已被榨到完全干枯的程度，关于此点，我们虽无直接的文献可资证明，但从他运用他曾深切渴望、但好不容易得到的最初几年的自由时光看来，仍然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学校最后几年期间立于那样一种显眼的地位之后，他立即而且毫无保留地自大众的眼前引退了。一点不错，我们只要将他那时的行迹查看一下，就会得着这样一种印象：如果事实可能的话，他早就使他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似乎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能有足够的体谅，似乎没有任何生活方式对他能有足够的隐蔽。例如，他对戴山诺利的几封冗长而又恼怒的来信，起初还作潦草而又勉强的答复，而后竟完全相应不理了。克尼克这位著名学生，完全消失了，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但在华尔兹尔，他的名声不但继续传扬着，而且后来竟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