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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星期三

“国家剧院。”喇叭传出懒洋洋带着鼻音的报站声音,轻轨电车的门弹开,达格芬·图鲁斯踏入湿冷的黑暗中。空气刺痛刚刚刮过胡子的脸颊,借着奥斯陆市内俭省的霓虹灯光,他可以看见嘴里呼出凝结的水气。

现在是一月初,他知道这冬天再过一阵子就会好过些,到时候峡湾结冰,空气就会干燥起来。他开始沿着德拉门路往外交部走。孤零零的出租车从他身旁驶过,就那么两三辆,此外街道彷如空城。对面大楼的互利人寿大钟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亮着红光,告诉他现在才六点。

他在门口拿出他的门禁卡。“职务:处长”这行字印在达格芬·图鲁斯十年前的大头照上方,照片里钢边镜框后面的眼睛盯着相机,下巴突出,眼神坚定。他刷了卡,按了密码,推开维多利亚露台大楼沉重的玻璃门。

将近三十年前,二十五岁的他来到这里,此后并不是每一扇门都这么好开。在外交部为有志公仆设置的外交学院里,他没有完全融入周遭人事,因为他一口浓重的艾斯特丹口音,又一身乡土味(有个同期进来的贝兰姆市公子哥就这样说过他)。其他有志于外交官职的人都是政治、经济、法律科班出身,父母不是学者、政治家,就是他们梦想跻身其间的外交部菁英;他自己却是农家子弟,拿的是奥斯区高职农科的学历。他倒也不觉得多困扰,只是心知肚明,有力的朋友对他的仕途很重要。图鲁斯努力学习社交礼仪,又更加努力移植嫁接,弥补不足;不管差了别人多少,有件事他们总跟他一样:他们对人生的目的地都还只有模糊的想法,都知道唯一有出路的方向,就是向上。

图鲁斯签了名,对警卫点点头。警卫把他的报纸和一枚信封从玻璃窗底下推过来。

“有别人……?”

警卫摇头。

“你最早到,图鲁斯,向来都是。信封来自通讯处,昨晚送过来的。”

大楼电梯一路往上,图鲁斯看着楼层号码闪过一个又一个。他认为每一个楼层代表自己生涯的一个时期,所以每个早上都要回顾一遍。

二楼是外交学程的头两年,那些漫长又没有明确答案的政治、历史研讨,还有悬梁刺股熬过的法文课。

三楼是分发驻外。他在堪培拉待过两年,之后墨西哥市三年。说起来算是很棒的城市了。对,没得抱怨。他是把伦敦和纽约列为第一志愿没错,但这两个派驻地是人人争着申请的宝座,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不把这件事看作失败。

四楼,他回到挪威,少了丰厚的驻外加给、房屋津贴,和随之而来的富裕无忧生活。他认识了贝莉特,贝莉特怀了小孩,等到可以申请外派职务的时候,她又怀了第二胎。贝莉特跟他出身同一个地区,每天都要跟她妈妈聊天。他决定再等一等,决定卖力工作,连篇累牍地写报告分析与开发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替外交部长拟演讲稿,随着一路往楼上爬,得到他应得的认可。国家体制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竞争像外交部这么激烈,这里的阶级分隔好明显,达格芬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线,头低低的,背掩护好,看到人就开枪。有几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他已经得到“关爱的眼神”,所以努力跟贝莉特解释,自己可能弄得到巴黎或伦敦,但是贝莉特在他们平淡的婚姻有史以来第一次坚持己见,执意不让。他屈服了。

他往上爬升的态势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浴室镜子里看见一个被推进支线轨道的处长,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但永远到不了六楼的官员;再过十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怎么可能到得了。当然啦,如果他能搞一条大的,那就另当别论,可是那种把戏弄得好是升迁,弄不好是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