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我是个三十岁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尔·戈嫩博士是位地质学家，性情温厚。我爱他。十年前，我们在塔拉桑塔学院相识。那时我是希伯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1]，当时的塔拉桑塔学院依旧设有讲座。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一个冬天，早晨九点钟，我从楼梯上滑了下来。有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既有力量又有分寸。我看见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苍白手指的关节处有黑色的绒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着他的胳膊，直到疼痛消失。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对着敏锐、询问的目光与不可捉摸的微笑，我一阵慌乱。年轻陌生人的手宽厚而温暖，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时候，透过母亲为我编织的蓝色羊毛连衣裙袖子，我能感觉到他手指的温暖。此时正是耶路撒冷的冬天。

他问我伤着了没有。

我说可能是脚脖子扭了。

他说“脚脖子”这个词很好听。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尴尬，同样也让人尴尬。我脸红了。他邀我去一楼喝咖啡，我也没有拒绝。我的腿很疼。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194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斯克普斯山[2]上的建筑一度遭到封锁，塔拉桑塔便被借给了希伯来大学。这幢建筑阴森森的，走廊宽敞高大。跟在刚才还紧紧将我把持的这位年轻人身后，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乐意回应他的声音。我无法正视他，无法审视他的面孔。我意识到，但不是看到，他的脸瘦长而且黝黑。

他说：“我们现在坐下吧。”

我们坐在那里，谁也没有看对方。他也没问我要什么，便点了两杯咖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当中，我最爱的是先父。当这位新伙伴转过头去，我看到他剪着平头，胡子刮得参差不齐，尤其是下巴底下还露出黑色的胡楂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细节在我眼中竟然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我喜欢他的微笑，喜欢他的手指，那手指正在摆弄着茶匙，就好像它们自己有独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东西，小匙也喜欢听任它们摆布。我的手指有一种隐隐的冲动，要去碰他的下巴，触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样、钻出胡楂儿的地方。

他名叫米海尔·戈嫩。

他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土生土长的霍隆人。“你的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的耶路撒冷？你怎么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说要是错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认为自己没错。现在他已学会一眼就能认出耶路撒冷人。说着，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里露出笑意，但绝对不是快乐。我说他猜得没错，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不对。”

他装出被惹恼了的样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来？”这是他地质学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吗？不，当然不是。其实，这是他从猫那儿学来的。从猫那儿？是啊，他喜欢看猫。猫从来不愿意跟不喜欢自己的人交朋友。猫从来不会看错人。

“看样子你是个乐天派。”我高兴地说。我笑了。这笑把我给出卖了。

随后，米海尔请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学院的三楼，那里正要放映有关死海和阿拉洼[3]的教学片。

上楼时，我们又经过刚才我滑倒的那个地方。米海尔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层楼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险。透过蓝毛衣，我能感觉到他的每根手指。他干咳了两声。我瞥了他一眼。他觉察到我的目光，脸一下子红了，甚至红到耳根。雨击打着窗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