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2/5页）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④，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⑤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１８３７年５月１７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１８３７年８月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１８１０—１８６５）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LifeofCharlotteBronteD”）⑥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这时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⑦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⑧（MatthewAmold，１８２２—１８８８），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心灵也就为此。

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giniaWoolf，１８８２—１９４１）⑨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采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