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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钥匙打开门时，肖已经从长沙发上站起来了。他个子高，戴眼镜，因为秃顶，耳朵看起来就像是从头上滑落下来的。他脸上挂着呆板而有礼貌的微笑。

女孩坐在棋桌后边我的安乐椅上。她不声不响，只是坐在那儿。

“哦，你回来了，马洛先生。”他打了个招呼，“是的，当然。戴维斯小姐和我聊了一会，很有趣。我告诉她我原来是从英国来的。她没——没告诉我她从哪儿来。”他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你做得不错，肖先生。”我说。

“不客气。”他声音尖细地说，“不客气。我正想走。我的晚餐，也许——”

“你帮了我的忙，”我说，“我很感谢。”

他点点头，走了。门关上后，他不太自然的灿烂的微笑似乎还停留在屋内，就像一只笑脸猫。

我说：“你好！”

她说：“您好。”她的声音相当平静，相当严肃。她穿一件淡褐色的亚麻外衣和裙子，戴一顶宽边低顶草帽，有道棕色的丝绒帽檐，同她鞋子及亚麻布包的颜色很相称。帽子相当不羁地斜戴着，对她来说，这颇不寻常。她没戴眼镜。

除了脸，她看上去一切正常。首先，她的眼神很慌乱。眼珠子四周全是眼白，看人直直的。眼球转动时，显得僵硬，你似乎可以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嘴角紧紧抿着，只是上唇的唇尖翘起，露出门牙，好像嘴唇被一条线牵拉着。当嘴唇翘得过于厉害时，整个下巴都会抽搐起来，而抽搐停止时，她的嘴就会紧紧闭上，这时这一过程就会慢慢地重新开始。此外，脖子也好像不对劲，以致她的头扭向一边，歪了约四十五度。这时她的脖子一抖，头便又滑回到原初的位置。

上述这两个动作，再加上她身体僵直，双手紧扣，放在膝上，以及直勾勾的眼神，不免让人神经紧张。

办公桌上有个烟丝罐，办公桌与她坐的椅子之间是张棋桌，摆着一盒棋子。我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绕过去从烟丝罐里拿烟丝装烟斗。我隔着棋桌从她面前走过。她的包放在棋桌上。我走过时她差点要跳起来，随即又恢复原样。她甚至勉强地笑了笑。

我装好烟斗，擦了根纸梗火柴，点上烟斗，拿着灭了的火柴站在那儿。

“你没戴眼镜。”我说。

她开口了。声音平静、沉着。“哦，我在屋里或读书时才戴。眼镜在我包里。”

“现在你在屋里。”我说，“你应该戴起来。”

我伸手去拿包。她没有动。她没看我的手。她看着我的脸。我略微侧身把包打开。我拿出眼镜盒，从桌子上推给她。

“戴上吧。”我说。

“哦，好的，我就戴上。”她说，“但我得把帽子脱下，我想……”

“好啊，把帽子脱掉。”我说。

她脱下帽子，放在膝盖上。她想起要戴眼镜，就忘了帽子。她拿眼镜时，帽子掉到了地上。她戴上眼镜。她的模样好多了，我觉得。

她做这些事时，我从她包里取出手枪，悄悄放进我的屁股口袋里。我觉得她没有看见我这么做。这枪看上去就像前一天我看见放在她书桌右边最上面抽屉里的那把点2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我走到长沙发那儿，坐下来说：“好啦，我们在这儿见面了。现在我们干吗呢？你饿了吗？”

“我去了瓦尼尔先生家里。”她说。

“哦。”

“他住在谢尔曼橡树区。艾斯卡米罗公路的尽头。真正的尽头。”

“差不多，可能吧。”我随口说道，想要吐出一个烟圈，但没有成功。我脸上的一根神经像电线一样颤动。我不喜欢这样。

“是的。”她声音沉着地说，上嘴唇依然做着上翘和落下的动作，下巴依然抽搐着。“那儿很安静。瓦尼尔先生在那儿住三年了。之前，他住在好莱坞山上，在钻石街。他和人合住，但瓦尼尔先生说，他们处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