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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他身后的门一关上，我就拿下那把钥匙，回到H·R·蒂格尔的办公室，打开门，走进去。

室内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前厅，为了省钱，家具很简陋。两把椅子，杂货店低价买来的一只烟灰缸座台，商场廉价区淘来的一盏落地灯，一张桌面有污垢的木桌，上面有几本旧画报。门在我身后关上，室内很暗，只有从门上镶嵌的磨砂玻璃透进来一点儿光。我拉了下落地灯的拉链开关，走向用墙分隔的里间的门。门上写着：H·R·蒂格尔，私人办公室。门没有锁。

里间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办公室，东边有两扇窗户，没挂窗帘，窗台很脏。有把转椅，两把直背椅，都是杂色硬木的，还有一张近于方形的办公桌。桌上只有一本旧记事簿、一个便宜的笔架和一只圆形的玻璃烟灰缸，里面有雪茄烟灰。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些沾了灰尘的衬纸、一些夹子、橡皮筋、铅笔头、几支钢笔、一些生锈的笔尖、用过的吸墨纸、两张没用过的两分面值的邮票、几张印刷信笺、信封和账单。

字纸篓里丢满了垃圾。我几乎花了十分钟时间仔细地翻捡。最后我弄明白了一件我已经十分肯定的事情：H·R·蒂格尔作为一个牙科技师，经营一些小业务，为城里一些生意不好的牙医做些实验室工作，那种牙医通常在没有电梯的商场二楼有个简陋的诊所，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设备做实验室工作，他们会把活送到和他们一样寒碜的人那儿，而不是送到高效但不讲情面的实验室去，因为那些实验室根本不会给他们赊账。

我找到一样东西。一张煤气账单上有蒂格尔的住址：托伯曼大街1354B号。

我站起来，将垃圾放回纸篓里，走到写着“实验室”的木门前。门上有把新的耶尔锁，楼里的通用钥匙打不开。这也没办法。我拉灭外间的落地灯，走了出去。

电梯又下楼了。我按了铃，当电梯上来时，我侧身从波普·格兰迪身边经过，悄悄将钥匙挂回他头顶上方的环上。环叮当一声碰到了电梯的厢壁。他微微一笑。

“他走了。”我说，“肯定是昨晚走的。肯定带了不少东西。他的桌子都清理过了。”

波普·格兰迪点点头。“带了两只箱子。虽然我并未注意到。通常只带一只箱子。我猜想他是给人送货去了。”

“送什么货呢？”电梯吱吱嘎嘎往下降的时候我问。只是没话找话说。

“假牙啊，尽管装上一点也不舒服。”波普·格兰迪说，“给我这样的可怜的老家伙装。”

“你不会注意到的，”当电梯在门厅费劲地打开时，我说，“没人会注意到，五十英尺高处一只蜂鸟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你注意不到的。”

他微微一笑。“他干了什么？”

“我想去他家里找到答案。”我说，“我觉得他很可能远走高飞了。”

“我倒想和他换个位置。”波普·格兰迪说，“即使他只是去了旧金山，并在那儿被逮住。我也愿意和他换个位置。”

[1]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此指代大萧条的受害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