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4/36页）

齐达南达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梵社的传道者。梵社信仰的是泰戈尔父亲在十九世纪宣扬的一种净化或改革的印度教，其目的在于结合英国、欧陆的新知识与《吠陀经》《奥义书》所传述的古老冥想性印度教理念。它是从现代印度第一位改革者及教育家、孟加拉人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想法直接发展而来。今天，当欧美的产品和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单纯的人都必须针对周围吸引他们的文明做出调适时，像罗易和老泰戈尔这类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不容易被赏识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印度，来自欧洲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处于当时印度文明的停滞状态之下——一切以老习俗、旧规范为尊——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才看得出欧洲新事物的优点。

齐达南达说，“梵社的信条结合了《奥义书》教义的要素和一些基督教的形式，譬如做礼拜——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各一次礼拜。在较大的教堂里，大家坐在长椅座位上，前头还有一个布道坛。礼拜项目由口述仪式及祈祷、圣歌轮流交替，圣歌之中有许多是泰戈尔写的，有一些是他父亲写的。泰戈尔的父亲设计了这套礼拜的方式。梵社做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奥义书》的一神论及认为有一种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神灵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往世书所描述的印度教——偶像崇拜、众多神祇，又跟万物有灵论、种姓思想混杂在一起。梵社主张妇女接受教育，认同民主的理想，鼓吹废除种姓制度。”

这是齐达南达父亲毕生为之奉献的信念。他在年轻时就做了这个决定。

“从我父亲十岁开始，我祖父就常带他去参加梵社的礼拜天聚会。聚会在现今属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吉大港，如今让人联想到孟加拉国的贫穷和天灾，但四百年前在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眼中却是肥沃富庶的孟加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吉大港，孟加拉国繁华之都。

“十四岁时，我父亲决定要加入梵社。我祖父从未料到这个结局，对此非常生气。我父亲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了。他真的就靠步行和——用现代话来说——搭便车，就是坐牛车和船，前往五百英里外山上的西隆。在当年，大家对过路客还会尽地主之谊。我父亲告诉我，他整天步行或坐牛车，晚上就到最近的人家要求过夜，人们总是会答应。

“他到西隆去是因为他认识那边的一些梵社会员。他们帮他安排入学，他跟不少名人一起上大学，包括萨蒂亚吉特·雷伊②的父亲苏库玛尔·雷伊，一位杰出的幽默作家和出版家。

“我父亲并未毕业。他读的是当年所谓的‘初级文科’，即大学的前两年，然后他就成了梵社的传教士，有一小笔津贴。没过多久，他认识了我母亲，坠入情网——这发生在比哈尔的恒伽，我母亲的父亲在那边是很有声望的医生。当我父亲向他提亲时，医生答应了。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穷传教士。”

对于有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或许对所有梵社的信徒都是如此，圣蒂尼克坦因为一个特殊原因而成为圣地。

“泰戈尔的父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旅行时经过了这个地区。这里像是一片沙漠，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看到一棵树，就坐在树下。那天他决定在那个地点设立一间静修处，并且以古代的婆罗门教禁欲静修处为模板——你在那边求道时可以过着独身的日子，在宗师的跟前学习。他果然设立了一间，然后过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泰戈尔设立了大学，叫毗湿瓦婆罗提，即印度世界大学。在泰戈尔父亲坐过的树下的那块地方现在有一个凸起的平台，那被看作是圣蒂尼克坦最神圣的地点。

“德文德拉那特·泰戈尔把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在十九世纪早期发起的改革运动转变成一种宗教，它改变了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泰戈尔又把这种宗教扩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最后成了尼赫鲁的政治。由于泰戈尔把它引导入一种文化而不局限于宗教，因此它很快就被广大的中产阶级吸收。严格说，梵社今天还存在，不过原来的活力已经脱离这个组织，渗入了更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