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3/16页）

蒙古纽璘解成都之围后，趁机反守为攻，进围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云顶山是贯通东西川的军事要冲，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关与小云顶互为依托，控制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东面之门户。宋代建国之初，就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在山下设立怀安军，这样，无论东川还是西川有事，均可凭借扼守云顶山而不得越境。余玠入主四川后，着手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云顶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云顶山城易守难攻，所以才将成都府治由成都迁到云顶山城。

云顶山如此要地，宋军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将刘整率军阻挡纽璘军，但被蒙军击败。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的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政敌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相继失陷，威州、茂州诸蕃亦归附蒙古。宋成都府治不得不南迁嘉定。

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

十月，入利州，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宋将杨立战死。

十一月，蒙古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出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守将蒲元圭也挈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

这是蒙哥登上汗位后第一次亲征，兵锋直指钓鱼城，自然因为其军事价值重大。时人有云：“夫钓鱼山，西邻嘉定，可以召兵；北近阆、剑，可以乞援；南通滇、黔，可以取货财；东达荆、湘，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要害，有广土众民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纯古，盗贼未尝侵犯，诚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城钓鱼山以为固守计，则异时可以省军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既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当分责于诸路军人。如嘉定之师，则当责以收复汉、邛；泸州之军，则当责以戡定资、简、成都；夔、万之军，则当责以收复渠、达、重庆；合州之军，则当责以规复利州、潼川。剑、阆诸路乘隙蹈瑕，声东击西，克服全蜀。蜀定而后江南可保，荆湘可守，而中原亦可以相继恢复，此琏、璞对踞画地之时，早有以计及之也。吾观余玠经理西蜀图，乃知当日形势在钓鱼山。制置使持节于此，积粟敛兵以镇之，如镇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运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将来王师大举，收复成都、潼川，因利乘便直捣兴元，进规陕、甘，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足见钓鱼山既可以作为抵抗蒙古军东下的基地，又可作为将来宋军收复失地的大本营。

当时钓鱼城亦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城中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聚居多达十数万人。兴戎司主帅王坚同时兼任合州知州，为钓鱼城的最高军政指挥官。自余玠暴毙而死后，王坚预料到四川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巩固城防，立即着手大规模修缮加固钓鱼城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