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第3/8页）

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而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二十岁的我，读的是财会专业。

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到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一根线条可以轻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欢她画里“水汪汪的劲儿”。这姑娘叫吴雯，想考陈的研究生，考了两年，第一年政治、英语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我们越洋采访她，她说：“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编完这期节目，老郝去游泳，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她一扭身出来，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国企了：“我们这儿，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

“找你们馆长来。”

“这两天机器坏了，正在修……”

“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

“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机拨通了114：“喂，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写到“找你们馆长来”，还问读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