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第2/2页）

一提到中国经验的复杂性，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了。西方的汉学家和编辑家常常会问，你说的复杂性是什么？坦率地说，我还真说不清楚。前段时间，在与法国作家对话的时候，他们又问到这个问题，我只好试着去描述我所说的复杂性。我说，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

在跟汉学家聊天的时候，我曾以写爱情故事为例，开玩笑地把中国作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写桃花的，一类是写玫瑰的，还有一类是写桃花如何变成玫瑰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古典戏曲中，写到爱情，一个基本的意象就是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玉腕枕香腮，桃花脸上开。中国人喜欢写桃花，但不喜欢画桃花。中国的画家是不画桃花的，他们直接画桃子。这是我们的本土经验。而当代的中国人，已经不用桃花来表达爱情了，用的是玫瑰。这个传统不是中国的传统，是从西方的诗歌、小说、电影中来的。但它确实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今年过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听到消息，说有七十吨玫瑰从南方空运到北京。你以为很多吗？还不够送呢。因为有些人动不动就要送一大堆玫瑰，老婆九十九朵，情人九十九朵。现在，一个比较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不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同你的这种身份。我还是想看到你写桃花。所以，现在总的说来，西方的出版社对那些涉及中国传统的书会比较感兴趣，对乡土小说比较感兴趣，对人在人上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现实是，桃花和玫瑰已经杂交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了。当然，我只是打一个粗浅的比方罢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现在的中国人，他的经验是空前复杂的，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又有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还有全球化的经验。我们是三足鼎立，一片混战。

这种复杂经验的独特性，当然并不值得夸耀。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的不幸。事情明摆着，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汉学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即便能够理解，他们能够说服读者去关注这些作品吗？它最终形成了一个接受的瓶颈，这个瓶颈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对于作家而言，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们那个瓶颈。

（此文为作者在2011年4月28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