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三（第4/7页）

你说曹雪芹是一个“为自己而写的人，只写了当时的某个圈子的生活”，我虽有怀疑，但无法提出相反的例证。“为自己而写”，虽然几乎是个周期性的论题，但这里面的问题却很复杂。曹雪芹虽然说，他写作是为了记下那几个女子的音容，但是曹雪芹的个人生活史，几乎天然地融入了时代的各种要素，就像《水浒传》虽然只写了草寇的生活，但他写的却是儒道释全都反了，又全都被招安了，其中有大的文化命题。如果说曹雪芹只为自己而写，仅仅通过描述一个家族的命运，就可以感动无数后人，那么撇开个人才能的因素，为什么很多为自己而写，也去描述家族命运的小说，却无法达到曹雪芹的成就？可见问题很复杂。

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而言，不变的东西少，变的东西多，甚至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变了，它其实也就变了。如何检索各种叙事资源，使得文学能够有力地去应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真实的生活感，使我们宛如生活在真实中，可能才是变中的不变。

问：你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遗忘》和《花腔》，它们“形式”的别致，使整个故事及其讲述自然洒脱，开阔而又富有智趣，但如果都写成这样恐怕也不行，这两个小说的形式是否和题材的独特有关系？

答：先得谢谢您，谢谢您喜欢这两部作品。《遗忘》和《花腔》在形式上有相通之处，我是写完《遗忘》以后，才敢动笔写《花腔》。相对而言，《花腔》的写作难度更大一些，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变化。同时，它也更多地寄托了我的情怀。我前面好像提到过，葛任身上有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化的认知。说到形式，我记得《花腔》出版以后，不止一个朋友，而且是圈内的朋友，建议我赶紧照着《花腔》的样子再来上一两部，使得这种形式成为“李洱体”。我没有再这样写。一来我不愿意重复，二来我也不能重复。我认同你的说法，小说的形式和题材有重要的关系，一部作品，一个故事，一个主题，必须找到它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故事应该用不同的形式来写。比如，《石榴树上结樱桃》如果用《花腔》的形式来写，那肯定是很滑稽的。

但是，形式虽然有所不同，我还是认为《石榴树上结樱桃》与《花腔》在小说精神上有某种连贯性。比如，它们都不是单纯讲故事，在讲故事的同时都暗含着许多分析，暗含着对一些文化的辨析，都力争吸附更多更复杂的经验，使这个故事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境遇中得到检验和审视。我甚至想，如果我照着《花腔》的样子又写了一部小说，它反而违背了《花腔》的精神，当我换一个法子来写的时候，它反而延续了《花腔》的精神，一种探寻的精神。

问：这话使我又想起，《花腔》中曾说到，虽然追求真实的确像剥洋葱，但每一瓣洋葱片的辛辣就是真实的。说实话，这两部小说使我对通过虚构探求真实有了更具体深刻的理解。以前我读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像《铁皮鼓》、《比目鱼》、《大盗巴拉巴》，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国内的一些“新历史”小说时，就总在历史、虚构、真实、故事、真相等问题上遗巡不已。说到写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时，许多作者和批评家都理论到底能不能虚构细节，可以虚构到哪一步算适度。后来闹新历史主义时，写历史题材都和正史叙述唱反调，可无论怎么对着干，也要借“历史”一张皮，用历史造一个空穴，至少借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再来做自己的道场。虽然现在影视作品还有大量的戏说或乱说，但新历史小说其实只是一阵风。而你完全将故事和讲述置于虚构的框架下，但处处都是“历史”，在虚构中重现历史和演示历史如何成型。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并不是同一种文体形式，更不必变成一种成型的风格化的文体，当作者为求真欲望所驱使，面对不同的事件、身在不同的处境，自当有不同的表现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