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丰(1)的对话：极简主义就是极复杂主义的另一种境界（第4/4页）

问：卡佛还说：“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大教堂》之前），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被提醒……我就高兴。”难道小说写出来仅仅是“被提醒”吗？您怎么理解卡佛的这一说？

答：小说如果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不得了的。读者被感动，被提醒，这是伟大作品才可能具有的力量。这篇小说让我感动的地方，主要是对盲人的描写。盲人的教堂婚礼，盲人妻子的死，盲人和“我”谈话时的那种隐忍，盲人和妻子的互寄磁带，盲人来到之后跟妻子的那种脉脉含情。有意思的是，这不是通过第三人称来讲述的，而是通过“我”的那种带着醋意和敌意的情绪，一点点透露出来的。“我”的这种情绪反而让读者更能感受到盲人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精神力量，也正是由于这种力量，最后“我”才能够听任盲人抓住我的手，去画那个大教堂。至此，盲人犹如一个先知，一个临时的，倒霉的，更加倒霉的先知。哦，临时引导我们的先知是个倒霉的盲人！这也真够悬的。我很想说，这篇小说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解自己的处境，复杂的处境。只有伟大的小说，才能起到提醒的作用。毫无疑问，《大教堂》是伟大的短篇小说。

问：卡佛的生活是尴尬的。他说：“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这种生存，“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所以，“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卡佛不能从容写作，他的日常现实让我疼痛、感叹。这是否说明卡佛在《大教堂》以前的小说是一种过于快餐，一种缺乏提炼、美感和深度思考的作品呢？请您谈一下他的早期小说。

答：我们能记住的，总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小说。卡佛的小说我也搞不清先后，不能乱说。我记忆中他最后的一篇小说，写的是契诃夫的死。契诃夫死前想喝香槟酒，酒拿来了，瓶塞自己蹦了出来，于是房间里弥漫着香槟的味道。卡佛本人也即将告别人世，在死之前，卡佛曾经长久地站在窗前，凝望窗外的玫瑰。十几年前，我为此写过一段短文，题目就叫《卡佛的玫瑰与香槟》。其实那两个细节，那两个意象，意义非常接近。那时候，我还在高校教书。我给学生们讲了《大教堂》，也讲了这两个细节。有个女生突然流泪了。但我没有劝她，一来她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流泪了，二来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卡佛，都不会让人哭出声来，也就是说不至于影响到课堂秩序。我当时很感动，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感动。我想，卡佛写那篇小说，其实是在向前辈作家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你写了很多小说，人们最后记住的很可能只是几个细节，几个瞬间。但写作还是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从契诃夫到卡佛，再到后来的作家。一个作家，往往是在他的晚年，才有足够的能力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囊括他的全部经验，有如遗书。困惑和疑难在那一刻似乎悄然遁形，但是随后它们还会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作出表达。

问：您在写作上颇有成绩，尤其在知识分子叙述空间上。不知最近有何新作问世，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我的情况？咱们有机会私下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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