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新亚书院（续一）（第2/8页）

余此来又得意外两收获。先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即此后之师范大学，由刘真白如院长邀，作系统讲演凡四次，总题《文化学大义》，由及门杜呈祥整理，即在励志社写定，付正中书局印行。又由国防部总政治部之邀，由萧政之来洽，续作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由及门杨恺龄整理讲辞，再加改定。先由印尼某报社印行，嗣后再在台重印。自念一九四九年初离大陆，至是重履国土，旧识新交，日有接触。痛定思痛，语多感发。余对国家民族前途素抱坚定之乐观，只望国人能一回顾，则四千年来历史文化传统朗在目前，苟有认识，迷途知返，自有生机。余此两次讲演大意只在此。

又在各学校之讲演辞，择定题目撰写成文，归纳为《人生十论》一书。要之，在真实遭遇中吐肺腑话，与以往多作学术性论文有不同。书生报国，仅能止此。自悼亦自惭矣。

三

一九五一年之夏，香港大学中文系新聘英国人林仰山为系主任。一日，偕及门柳存仁来访。柳存仁乃北大学生，抗战时转上海，曾在某杂志连续撰写《北大人》数篇，其中一篇专述余在北大授中国通史一课之情形，颇获传诵。余抗战期中返上海，存仁偕余访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余来香港，存仁亦在港某中学任教。后在某次宴会中，有人当存仁面告余，某年旧历元旦彼去存仁家拜年，存仁方杜门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乃其手钞本，亦一奇也。存仁后去澳洲，任某大学教授，精治道藏，与余常通函，报告其研究所得，至今未绝。林仰山久居中国，曾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日军来，拘入集中营。在拘禁中，亦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他日出其书相示，多处有批校，知其亦用心甚至。

仰山邀余至港大任教。余答以新亚在艰困中，不能离去。仰山坚请，谓，君不能离新亚，来港大兼课，事无不可。余答，新亚事万分艰辛，实不容余再在校外兼课分心。仰山谓，君来港大，不仅港大诸生同受教益，并港大中文系一切课程编制及系务进行亦得随时请教。又谓，港大近得美国在港救济知识分子协会一款，可聘任若干研究员。君可否兼任港大研究员名义，时间可无限定。余为其诚意所感，答，愿在必要时参加港大中文系集会，贡献意见，惟以不任职，不授课，不受薪为原则，仰山无以强。

林仰山来港大主任中文系，贺光中辞职离去。罗香林、刘百闵皆改聘为专任。两人皆新亚旧同事。百闵并在余来台时，多方尽力为新亚谋渡难关，与余情意犹密。故余屡次去港大中文系出席会议毫无拘束。仰山又定同系诸教师每月必有一宴集，轮流为主人，余亦必被邀参预，但终不许余为此项宴集之主人。

某年，港大中文系创有东方研究院《东方学报》之出版，余为特撰《孔子与春秋》一篇，仰山刊为首篇。后余去伦敦，尚得彼中治汉学者之称道。以后此篇收入余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一书中。又仰山来商，余之《先秦诸子系年》，愿否由港大出版部重为出版流传。适余此书在抗战期中颇有增订，遂以最后定本与之，由港大出版部重新排版付印。

又一九五五年夏，港大赠余博士学位，闻亦由林仰山与高诗雅两人之动议。十余年后，中文大学成立，余正求辞去新亚院长职。翌年夏，林仰山亦年届退休，将返英久居，乃嘱罗香林与余新亚及门弟子余秉权时亦在港大中文系任教，分别来转达仰山意，欲于其退休前，先向学校提议，聘余为中文系教授，征余同意。余告香林秉权，此次辞职，新亚同人皆表反对，正在商榷中，若余先接新聘，将很难对新亚同人乞谅。故余必于正式辞职后，再作他谋。翌年之夏，仰山夫妇离港，余亦往码头亲送之。顷仰山已逝世多年，异国友情，亦良堪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