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金戒指

凡是住过小镇的人都知道，小镇居民都有好记性。

我妈妈遇害时，镇上的人很自然地先怀疑爸爸。因为没有证据，案子成了悬案，一直没有解决，爸爸只能背着黑锅度过余生。

那时候我刚刚十一岁，姐姐露西十四岁，我们住在镇南端一幢又脏又破的小木屋里。

我们惟一取暖的东西是一个火炉，它虽然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但对我们没有起到多少保暖作用。

爸爸是个油漆匠，即使在经济恐慌的时候，他仍可养家糊口。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爸爸和一般人都处得不错，尤其是女人。他长得不英俊，不过，我猜他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个子高高的，四肢瘦长，头颅大得不相称——头顶宽宽，下巴尖尖，浓厚的棕色头发，密密的眉毛卷曲着。我小时候，他那对从不整齐的眉毛下向外窥伺的黑色小眼睛，常常使我惊恐不已。

我不太记得妈妈。他们镶在银色镜框的结婚照就放在收音机上，但我从不能把那位苗条、漂亮的女子和我认识的妈妈联系在一起。她必定是胖了许多，因为我记得那枚细细的金质结婚戒指几乎嵌进她的指头。

妈妈被谋害的时候是三月初——是那种大地开始融化的春天。

那晚我和姐姐去看电影，我没想到我们可以去，因为爸爸总说他没有钱去浪费在那类事情上。

但那晚，他比平时宽容了许多，我们一开口，他就答应了。那是一部叫《勇敢的船长》的电影，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再领教史班塞·崔西的电影，不过姐姐一点儿也不在乎。

十点还差几分的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回家。从镇中心徒步走了一里路——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寒夜，刮着南风。姐姐和我每走几步，便转过身，用带手套的双手遮住脸，背着风走。

我们一转进拐角，就发现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像是唐·金家。”姐姐说，“他一定又喝醉了回来，不过，他妻子平常不报警的。”

我脑海里挤满了不祥的前兆。那一闪一闪的红灯，围观的人群，使我感到恐惧。

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可以看见人群中每一个头都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姐姐和我开始加快脚步跑了起来。

当我们跑近的时候，他们正把她抬出来，送上救护车，邻居的胖太太搂住我，把我的脸挡在她宽大、柔软的胸前。

我听见一声尖叫，是姐姐，她试图挣脱胖太太家的双胞胎男孩儿，他们在阻止她扑向妈妈——妈妈正被抬走。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胖太太敲门，来我们家里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发现妈妈躺在卧室门边，当她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尖叫得房屋都要塌下来。几分钟后爸爸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街坊已开始议论。

爸爸有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整晚有人看见他在蓓蕾咖啡厅喝咖啡；井且在阿福撞球场进进出出的打撞球，还在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

但这之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回家下手。人们甚至谈论说，那晚他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赶走我们，免得碍事。但他们也不十分肯定。

在我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认为不是爸爸下的手。他是新来的警察。但同意他看法的人并不多。

凶案现场，人们发现妈妈的一只手被切掉，这只手后来一直没有找到，谁都想不透为什么。只有那个新警察除外。他说凶手可能是性变态，不论是谁杀死妈妈，切除了她的手，那人一定是个“崇拜手的人”。

“你一定听说过崇拜脚的人，”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崇拜女人内衣的人。”

警长没有听说过，别人也没有听说过，大概多少年后也不会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