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13]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入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