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书狂（第2/2页）

也有些人是能掐会算，或是嗅觉灵敏的，大体上总能码准大批新书开卖的时间。星期天概率最大。一九七七年初秋的某个星期六，一朋友告我第二天新街口，南京最大的那家新华书店有一大批西方文学名著发售，也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我平日只要无事，总是日上三竿才起，那天居然五点多就挣扎着爬起来，早饭未吃，牙不刷脸不洗就出门。六点钟不到就到那儿，路上还没什么人，除了买菜打豆浆油条的，就是下夜班或上早班的，再不就是倒马桶的。满以为起了个大早，不想赶了个晚集：门前已黑压压聚集了一两百号人。有拿着书报在看的，有两眼向天背外语单词的，也有交流书情，猜测今天会有何书出售的，“一星期前上海卖《大卫·科波菲尔》，南京没卖过，今天该有卖的吧？”“上次排队到跟前，《红与黑》卖完了，不知会不会有新到的拿出来卖？”诸如此类。像提前暖场，说得人心里痒痒的。书店应是八点半开门，到八点多，人越来越多，里面有工作人员出来让排队，人群一阵骚动，万众一心齐向前，结果队没排成，将店门挤得水泄不通。书店一看这阵势，哪里敢开门？一直到九点，还没动静，大概在想对策哩。这边等着买书的已是一片哗然，高喊“开门”的有之，脸红脖子粗冲着里面质问的亦有之，其情其景，让我想起《闪闪的红星》围攻囤粮居奇的一幕，领头的拍着米店上着的门板大嚷：“为什么有米不卖？！”

书店采取的对策是转移阵地，九点钟时有人执了喇叭出来说，书改在不远处的体育馆出售，请到那边排队。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群情激愤。不过大多数人是现实主义者，争个一两句即回过神来，再不讲理，撒开腿就往那边跑。不像是一群读书人，有几分像暴民。

移往体育馆是有道理的，盖当时体育馆的售票窗口都是水泥墙上开出的拱形小洞，还没小脸盆大，与玻璃柜台相比，在里面就像待在掩体里卖书，安全性方面有天壤之别。我没看见书是怎样运到里面去的，也不知道在不知里面究竟有哪些书又不大看得到的情况下，隔着那样一个窗洞，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只记得来了专门的人维持秩序，并且晓谕众人，不排好队书就不卖。威逼利诱之下，一条足有两百米的长龙终于形成，而当十点多钟前面终于开始发售时，人群又复汹涌向前，队形仍在，只是长度骤然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忽地消失，后面人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经历了一生中与外人身体最最亲密的接触，挤压之下，分明觉着胸口的一颗纽扣嵌进肉里，疼得很。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终于艰难地推进到窗口。里面营业员报了些书名，我问还有什么，回说都卖完了，于是，在花了六个多小时的工夫之后，我捧回了原先并没想买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唐诗三百首》和一套《一千零一夜》。

好多年后，我不止一次向学生说起那回买书的经历，一边说，一边觉得自己像个忆苦思甜的贫农老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