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第3/8页）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医生在替“医改”背黑锅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不希望看到的“乱象”，应该归咎于道德滑坡或人性堕落。在历史的演进中，人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环境。如果环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个人都形成自我约束，展现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会乱象丛生。我们不要去谴责“恶”，要去反思催生“恶”的土壤，堵住激活“恶”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间诊室都需要安装监视器以防患者行凶，如果医生要为行业惯例带来的后果买单—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如果这种行为注定要承受某种伦理上的谴责，这种谴责又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医生身上，医生背负得了吗？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