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①、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