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裂纹的花瓶

这是一只很普通的花瓶,深蓝色的,卷口,细颈,上宽下窄,最传统的样式,一件过时货,没有任何图案,除了通体的蓝色,也没有另外的釉彩点缀。

如今,已很难见到如此普通的花瓶了。正如已很难见到“解放”牌胶鞋;很难见到一件平纹或斜纹布的衣服;很难见到一只粗瓷大碗。

时代淘汰某些事物,真仿佛秋风从树枝上掠下落叶。

但这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花瓶,却有幸多次成为恭贺新婚之喜的礼品。

最先收到它的是一对儿六十年代末的新婚夫妻。

它当年的标价才两元几角钱。

送它的人觉得将它作为贺婚之物未免“礼薄”,外加了五元钱。五元钱在当年是不少的“份子钱”。所以,它实际上等于是五元钱的陪送物。

这使花瓶怪失落的。它当然挺不情愿作为五元钱的陪送物。

幸而那一对儿新婚夫妻喜欢它。在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即使是城市人家,十之八九也并无花瓶。他们是一对儿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新房特别简陋,除了一张旧双人床,连桌子也没有,两只旧木箱并列摆在一处,就算是桌子了。他们在上面蒙了一块塑料布,将花瓶摆在当中。花瓶旁是别人送的一只小闹钟。小闹钟也和花瓶一样,被新婚夫妻视为足以美观家居的“工艺品”。女主人找出一小块红布,叠了又叠,罩在小闹钟上。那是五月的日子,院子里有棵老丁香树,正盛开着一簇簇淡蓝色的花。男主人剪下了几簇,插在花瓶里。简陋的新房,于是充满了让人迷醉的芬芳。

至夜,花瓶和小闹钟望着那一对儿新婚夫妻之间的无限恩爱,百般柔情,都深深地被感动了。

花瓶说:“是人真好。”

小闹钟忽闪着钟盘上的一双“猫眼”说:“是啊!”

花瓶又说:“爱情真好。”

小闹钟心有同感地说:“如果我的弦上得不是这么满,我宁愿我的指针移动得慢些,再慢些,好让这一对儿爱人度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新婚之夜。”

斯时,丈夫捧着妻子的脸,吻着她说:“我爱你!”

妻子也说:“我爱你!”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好亮好亮。

花瓶就悄悄地对闹钟说:“听到了吗?我敢肯定,他们都在说诗句呀!”

闹钟喃喃回答:“如果这么美好的话语还不是诗,世界上就没有诗了。”

正是从那一刻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这一只花瓶,具有了与人性相通的灵性。

后来,就是“文革”了。那对儿夫妻去干校之前,又将它作为礼品,送给了另一对儿新婚夫妻。他们也觉得怪拿不出手的,也觉得应该外加几元钱。妻子说:“那就再加五元吧。”

丈夫说:“不妥。好像把人家曾送我们的,又过手转送了似的。加十元吧。多加五元,性质就不同了。”

于是,那花瓶又当了一回十元钱的陪送物。

在以往的年代,花瓶其实是一般人家的多余物。大多数城市人家,即使有花瓶,也无鲜花可插。在乎家居情调的人们,年节前只能买到纸花插。但纸花太招灰,招了灰的纸花又不能洗,往往年节一过,蒙上了灰的纸花被扔掉,花瓶便只不过是一件摆设了。

花瓶这样的多余之物,正适合做礼品转送来转送去,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以往中国人的收入普遍低得可怜,所以对此绝对“理解万岁”。只不过那花瓶每被转送一次,必有钱钞随贺罢了。钱多于五元时,花瓶就觉得委屈。因为那样一来,它似乎就更不被看重了。它不愿是陪送物。钱少于五元时,送的人自然局促窘迫,但花瓶却特高兴,因为它觉得这是以自己为主了。

于是花瓶转移了一家又一家……

从自己是花瓶的那一天开始,它便有着一种愿望,且变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它渴望拥有属于它这只花瓶的一束鲜花。哪怕一枝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