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3/21页）

当鲍比·肯尼迪[143]告诉他，三十年之内的某一天，他也能当总统时，鲍德温说：“我脑海中真正在思索的，不是在某个假想的日子，某个黑人中的‘第一名’成为首位黑人总统。我真正好奇的不过是，他领导的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我猜想，美国选举出贝拉克·奥巴马的时候，他大约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庆祝一番。多希望我能看到鲍德温面对这新闻的那种微笑，一半挂在嘴角，一半深深隐藏。但我猜，对于国家的现状，他会感到如当初一样忧虑。人们获得了某些成功，重大的成功，但新问题随之浮现，一些老问题则改头换面后又卷土重来。回到1961年，他说：“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做一些他人未曾做过的事情。因为总想着数字，我们迷失了方向，来到这里。你不需要数字，你需要理想。而这是世界历史证实过的。”

在陈列台之间穿梭漫步时，我重又思考起吐温和鲍德温那出人意料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关于爱国主义的观点，这是我那天打算讲的内容——对国家的忠诚，或对写作之行为，以及许多作家所说的“真相”的忠诚。为什么伊斯兰革命之后，我想搞清楚事情原委，检验我们的新统治者（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旧统治者）所说的关于伊朗的内容中有几分是真相的时候，不去看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写的内容，而要去看作家和诗人的东西呢？为什么如今在美国我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呢？“社会永远不能检验、剖析自身。”鲍德温曾说。他认为：“这样的努力只能由那种社会骚动来做，每个社会都在以巧妙的方式源源不绝地出产这样的骚动。这种骚乱，这种干扰，就是作家的责任和必需去做的事。”

我停步在“红色爱玛”书店支起的帐篷前，它是以那位传奇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命名的。你瞧，稍远一点就有“H.L.门肯社会”，这是对那位才华出众、愤世嫉俗的批评家的致敬，是他创造了“愚民大众”（Booboisie）这个词，他在20世纪前几十年名震一时，但如今读者寥寥。我肯定，只要今天的年轻人们有机会发现他们，许多人都会欣赏这些古怪而别具一格的人物，他们既信念坚定，又完全不落窠臼。出于某些原因，我不禁想象这些人人生故事的漫画版——要是今天有个漫画版的门肯拿他创造的那些词轰炸我们，岂不是非常有趣！就想象一下对于我们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会说些什么吧。他可以跟乔恩·斯图尔特和斯蒂芬·科尔伯特一较高下。

鲍德温生于吐温逝世十四年后，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单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就足以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体验过人类对同类所能做的最恶劣的事。读吐温的《私刑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Lyncherdom”）或《不过是个黑鬼》（“Only aNigger”）就足以理解他的愤怒和羞愧。他在笔下有所保留的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你不能公开你灵魂中的隐秘部分并检视它，”他如是说，努力想解释为何写回忆录时会如此痛苦，“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太羞愧了，太恶心了。”但这恰恰是詹姆斯·鲍德温所做的：他公开了灵魂中的隐秘部分，没有回避自己的羞愧和罪恶感。他最伟大的一项艺术成就就是，将私人与公共、个人与政治、社会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然而他作为作家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说明人不应该被自己的履历所限定这个命题。他最高的成就是超越了而非屈服于他的生活环境施加在他身上的限制。“好，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是个黑人，穷困潦倒，还是个同性恋者，”一张剪报中的采访者这样问，“你一定对自己说过‘哎呀，我还能到多弱势的地步’这样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