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2/24页）

童年时期的辛克莱·刘易斯就是我们所说的“怪咖”。虽有热情，但他还是参与不到父亲和哥哥们玩的运动中来。他的一件幸事（也是不幸）就是不能表现得“正常”。他的人生和小说都在提醒着世人，他人如何看待和定义我们，会影响到我们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所有的记载中，他都是其丑无比。他的脸因长痘留下了痘疤，这困扰了他一辈子，而放射疗法让情况更加严重了。戈尔·维达尔[84]描述说，他有一种“滴水嘴兽”[85]式的丑陋，而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毫无怜悯地将他的相貌比作“一块老了的肝，被七号子弹在二十码的距离端端射了几枪”。他高大且看似关节脱臼的身材给年轻作家约翰·赫西[86]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瘦削的男人，身体各部位连接的方式跟大部分人都不大一样”。他笔下的人物看起来似乎也具有这种关节脱臼的特点。一种天生的躁动不安始终困扰着他，他不能安定下来，甚至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得体地跟他人进行一次对话。丽贝卡·韦斯特[87]觉得他无休止的独白“很精彩，但是整整五个小时之后，我没法再将他当人类看了。我只能把他看作一股伟大的自然力量，就像北极光那样”。即使那些欣赏他的人，也会亲昵地把他叫作“怪人”。

看到以上种种，有人可能会推测，他会像许多同辈人一样，写一个孤独而饱受误解的年轻美国男子的悲伤故事，正如他的第一位作传者马克·肖莱尔（Mark Schorer）的说法，“月球生物小说”。但刘易斯并未囿于自身，他打算去发现美国。他的小说关注到了当时世人热议的问题，也触及了许多及至这个新世纪的开端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雷同从众（《大街》和《巴比特》），宗教信仰（《灵与欲》），女性权利（《安·维克斯》），法西斯主义（《不会发生在这里》），种族（《王孙梦》），以及医药科学（《阿罗史密斯》）。多数都颇有争议并引发无尽的讨论。《王孙梦》这部更受黑人欣赏的作品，还被指带有煽动性。

尽管刘易斯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小说家，但他在世的时候，这并没有使他免于被当作二流文人而遭受冷眼。在某种程度上，诺奖封住了他的命运，因为美国国内立刻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强烈反应。美国文学界将诺奖的这一选择看作是故意的戳刺：他讽刺地刻画了美国小城镇的样子，千篇一律、思维狭隘，完完全全地证实了欧洲人最恶意的偏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幸运得多，文学之路也走得更为顺利，但他们在评价对手时却并没有口下留情。海明威作为一个能用寥寥数语表达就绝不费心详述的人，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总结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观点：“辛克莱·刘易斯一文不值。”

但如果说他时常被美国文学的万神殿晾在一边的话，这种贬抑也常常受到一句“然而”或“但是”的限定。与冷眼忽视相伴而来的，通常是反对这类忽视的、说明为何不能够忽视他的辩解。约翰·厄普代克[88]的兔子安斯特朗受乔治·巴比特的影响不止一点点，近至2002年，他还在《纽约客》上为理查德·林奇曼（Richard Lingeman）所著的传记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本身也半是受到这种忽视的启发），文章的开头他问道是否有写一部新传记的必要，而他最后只是问：“在上个世纪，有谁[89]和乔纳森·弗兰岑[90]那样——比众人更勇敢、更有条不紊地试图去满足如下要求——作为美国小说家，丢开唯我论和内向的自矜，拥抱这个力求多样与变化的国家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