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3/17页）

两都倾覆之后，在严酷的民族斗争中，陈子龙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他生平声气相求、患难与共的师友，复社、幾社的同志，在斗争中纷纷蹈义赴难。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详细的记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义的人士特多，这不能不和东林、复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气节有关。

除了对国家内忧外患痛哭陈词、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临山川、友朋酬赠，及反映民隐民瘼的作品，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共期忠贞赴难、关怀民生疾苦的胸怀。到后来虽明知复国大业难以实现，但忠贞不贰之情，愚公精卫之志，始终激荡在他的胸中，终身不渝。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祗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舆、蒋平阶等幾社名士皆致力为词，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甲、乙以后，其弟子王沄为之辑入《焚馀草》中。王昶等人编辑全集时，又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其中怆怀故国之作，沉哀凄丽，蕴藉极深。

陈子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当然反对农民起义，称之为“寇” 、“盗” 。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看法，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他认为当时农民起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饥” 。《寄桐城方密之》诗中说：“民怒一朝发，裂帛张旌旗。中夜刑牛马，纵火焚九逵。” “民怒” 从何而来？显然是由于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污酷虐而起，积怨既深，就会如烈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遏止。在《感怀》诗中他说：“胡部徙庭秋上谷，饥民举火夜平阳。” 指出秦、晋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饥” 。人民在暴政、灾荒、豪门剥夺，重重迫害之下，饥不得食，流离死亡。当局不知体恤，捐饷征输，有加无已。最后，人民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毁苛政。作者还在诗中写出当时起义军盛大的声势，像“中州旗绛天” ，“鄂渚旌旗红照天” ，“江滨烽夜赤，城头旗昼红” 这些诗句，皆指起义军而言。在《杂感》诗中，他感慨地描绘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黄巾连户著，白骨无人收” 的景况。在和《冯侍御谈晋中事有感》诗中，又写下了“征输青草尽，名号赤眉多” 、“荆棘交千里，风烟锁百城” 等诗句，都是当时的实况。这些都说明尽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 ，“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又说：

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 ，继得辕文，号“三子诗” ，然皆不及。……当是时，幾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梅村诗话》）

吴伟业终于仕清，造成毕生的遗憾，虽然晚节异途，但对陈子龙却极为钦佩，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有“故人慷慨多奇节” 之句，“故人” 即指陈、夏等人。

王士禛论诗，以为卧子七言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香祖笔记》）。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李颀），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