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们的收入（第2/3页）

16世纪德国最大的画家，也是意大利之外欧洲最好的艺术家丢勒先生，因着这些市侩雇主的计算，也只好惨淡经营。他的水彩画和油画都是当时一绝，但靠这个吃不了饭，反而是刻版画成了他主要收入来源。因为版画这玩意，一本万利，雕得了版，随时刻一版就成。当然缺点是，日常家里和工作室老是酸味弥漫，睁不开眼来，而且那时的德国人也精于计算，一度还搞出个“版画损耗率”的算法，大概意思是：

你刻一个版，印第一张画，卖一百盾；第二张就只值八十盾——敢情版画也跟吃鱼一样，要吃个新鲜的呢。

但是大牌儿的艺术家，就又与众不同。比如达芬奇，1486年来了一幅《岩间圣母》，如今在卢浮宫；1508年又来一幅，颜色不同，其他大同小异。那时候老先生懒得亲自再来一遍，就让助手德·普雷迪斯兄弟做了大部分，如今在英国博物馆。

又比如弗兰德斯大宗匠鲁本斯先生。这位爷虽然身在弗兰德斯，学的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画法，但南下罗马和威尼斯，学了个够，专会画超大尺幅巨作，交游的又是达官贵人，自己都做了大使。名望显贵之后，就不用亲自下场画每一笔了。须知他老人家的作品，19世纪统计出来是两千余幅，大半还是一两人高的大作品，一个人如何画得过来？到了晚年，功成名就了，鲁本斯就经常搬张椅子，旁边一坐，指挥助手：“你画头，你画脚，你画马，你画衣服”，都指挥停当了，他大爷悠然自得，坐着看，好比导演。他就这么坐着干看，按行价，你也得每天付他一百盾，相当于17世纪初荷兰缆绳厂工人一年的收入。到最后画要完了，他才起身，这里那里，施展他的如神妙手，添加色彩、注入灵魂，于是画龙点睛，画就活了。这活看着容易，但按19世纪法国大家丹纳的说法，“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所以1621年，安特卫普真有豪门贵族，签了份合同，都不敢要求鲁本斯亲手画，只敢低声下气地提这么个条款：

“须鲁本斯先生着过色，并署名。”

相比起来，面向市民阶层的荷兰三大宗匠：

哈尔斯因为一句“你画得不像”就得全额退押金，一度十年没有订单，被面包商逼到破产。

伦勃朗36岁之前殷富，36岁画了《夜巡》丢了名声，到49岁因为复杂的诉讼问题破产，晚年为了钻法律空子，还得给情人和儿子打工。

维美尔到死时还欠着债没还。

其中高下，很分明了。

大卫是出名的革命画家，但他可不是穷革命。身为拿破仑家的首席画师，每年津贴一万二，此外光教学生收入五千法郎，把《萨宾妇女》租给卢浮宫五年收入六万六。那幅《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皇帝当时一次性给他二万五千法郎。挂靠着王室，就是这么富裕。

而不挂靠王室、独立谋生的画家呢？凡高的例子被举烂了，而且缺少对比。说克劳德·莫奈。

此人（以及他的好哥们雷诺阿）的幸运之一，在于活得长。以1886年（莫奈46岁）为界，之前他穷得一塌糊涂，之后他画作有了销路，就能买房子、挖水池、养睡莲了。

莫奈二十郎当岁时，过的是这种日子：那时节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吉普赛人似的，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却很布尔乔亚情调；虽然穷困，却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花边袖子，装金纽扣！”在他们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吃两样东西度日：一四季豆，二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够跟朋友们骗些饭局。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俩人就窜上门去，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浇香贝坦红葡萄酒，把别人家存粮吃罢，才兴高采烈离去——雷诺阿后来对他的女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