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10页）

我想了想，答道：“不忘雪耻。”

“说得真他妈好。”

我只记得，是在美国上学期间学到这话的。谁说的以及它的真正含义，我忘了。将军一九五八年也去过美国，当时他还是一个初级军官。他在美国时间不长，仅几个月，与同去的一批越南人在班宁堡(8)接受美国特种部队训练。一群绿色贝雷帽的美国兵把反共产主义思想像永久性疫苗一样注射进他的脑子。但它没对我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早就是卧底。我六十年代去到美国，在西方学院(9)上学，明是拿奖学金读书的学生，暗是受训间谍。学校位于南加州，面积不大，碧草绿荫，校训是：东西合璧。我是那儿唯一的越南学生。南加州阳光明媚，如梦如幻，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期间，我没选择路桥工程、排水工程或其他类似的实用型专业。敏，我的接头人，指派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掌握美国人思维方式。我打的是心理战。为此，我学习美国历史、美国文学，精熟英语文法，尽量多掌握美国人的粗词俚语，吸大麻并且失去了童子身。一句话，经过努力，我不仅获得学士学位，而且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通。时至今日，我第一次读美国最伟大哲学家爱默生著作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草坪如茵，旁边黄檀林色彩斑斓。正值六月，古铜肤色的艳丽女生，穿着短上衣和短裤，以草地为席晒着太阳。我难以聚精会神，一会瞟瞟女生，一会读读爱默生。书的纸很白，衬得黑字僵硬漆黑——“唯短见浅视者，方惧前后不一。”爱默生写过很多，但没哪句比这句更能反映美国实质。我之所以在这句话下面再三画杠，这便是原因之一，还因为这句话当时乃至现在都让我拍案叫绝，它也反映了我们祖国的实质，在南越，谁若守一不变，则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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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贡那天早晨，我驾车送将军去国家警察总局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望，在廊道尽头。我将选定撤离西贡的五名警官单独召到办公室谈话。“今晚就走？”中校瞪大眼睛，含着泪，紧张问道。“是的。”“我的父母呢？我的岳父岳母呢？”特别喜欢光顾堤岸几家中餐馆的酒仙少校问道。“不能带上他们。”“兄弟姐妹、侄女侄儿呢？”“不能带上他们。”“管家、保姆呢？”“不能带上他们。”“行李箱、衣物、收藏的瓷器呢？”“不能带上它们。”因为性病走路有点瘸的上尉威胁说，要是我不多给他留几个位置，他就自杀。我将左轮手枪递给他，他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两个年轻中尉感恩戴德，毕竟他们靠父母的关系才得到现在的好职位，两人诚惶诚恐，如同木偶一个劲哈腰点头。

谈完最后一个警官，我关上办公室门。远处，炮声隆隆，窗户被震得咔咔作响。东边，长平弹药库被敌方炮弹击中爆炸，浓烟滚滚。我感到有必要明悲暗喜一番，于是，取出放在抽屉里的一瓶还剩五分之一、几盎司多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可怜母亲若在世，会劝我：“别喝这么多，儿子，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真的吗，妈妈？潜伏在将军身边，处境凶险莫测。大凡像我这种人，一旦有让神经松弛减压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喝完威士忌后又驾车送将军回别墅。一路上，风狂雨骤。雨水像迸出的羊水，自城市上空倾泻而下，这是雨季将至的征兆。有人指望雨季能拖住北越军队的进攻步伐。但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没吃晚饭，而是赶紧将要带走的物品装进帆布背包，包括盥洗用品，在洛杉矶杰西潘尼百货连锁店买的一条斜纹棉布长裤和一件格子棉布衬衣，一双懒汉鞋，三套换洗内衣，一把在专销赃物的黑市上买的电动牙刷，有母亲照片的相框，几个装有在越南、美国拍的照片的信封，一台柯达相机以及《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