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威尼斯的一家教堂 37

威尼斯

看加百列的伤势，还得恢复一个月才能回威尼斯。他们在卡纳雷吉欧区的运河屋住了下来，这里有四层楼，还有一个微型码头，停着一艘小船。楼道入口旁边摆着两个栽着天竺兰的瓷盆，入口前面是一处安静的院子，飘来阵阵迷迭香的香味。这里的安保系统是由一家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知名电子公司装置的，安全系数和收藏美术作品的美术学院不相上下。

加百列的身体条件不足以去接受修复贝利尼作品的挑战。他的视觉仍旧模糊，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头晕目眩。几乎每晚都会在持续性的头痛中醒来。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第一次看见他背上的伤时，还以为是被谁毒打过。提埃坡罗向威尼斯教会的负责人提出申请，要他把圣扎卡利亚教堂的开放日期再推迟一个月，这样也好给不幸遭遇摩托车车祸的德尔韦基奥先生再多一点时间恢复。可那位负责人拒绝了他，为了按时完成修复贝利尼作品的任务，他还让提埃坡罗亲自上脚手架工作。“游客们就要来了，弗朗西斯科！难道要我在圣扎卡利亚教堂的门外挂一块牌子，写上‘此教堂因修复工程正在关闭中’？”和以往不同的是，梵蒂冈方面插手了这件事。路易吉·多纳蒂神父给威尼斯方面发了一封紧急邮件，邮件表达了教皇想要威尼斯方面准许由德尔韦基奥先生修复贝利尼大师这部作品的意愿。结果那名负责人立刻把所有规定通通收了起来。第二天，运河屋还收到了威尼斯方面邮来的一盒巧克力，并祝愿加百列早日康复。

在加百列身体恢复期间，他和基娅拉仍旧过着地道的威尼斯人生活。他们总是在游客找不到的餐馆就餐，而且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新犹太广场去散步。有时候，基娅拉的父亲在做完晚祷之后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还会撮合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有意地打探加百列的意思。有时候，打探的时间长了，基娅拉就会轻轻地拍着父亲的肩膀，说：“爸爸，别说了。”然后她就会站在两个男人中间，持着他们的手臂，静静地走在广场上，柔软的夜色在他们脸上回荡着。

每次经过犹太人养老院的时候，加百列都会停下来，透过窗户看看里面那些看电视的老人们。他总会摆出同一个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撑着右胳膊肘，微微低着头。看到这些，总会让基娅拉想起那个站在脚手架上望着破损的作品、嘴里叼着刷子的他。

那个春天他们什么也没做，只等加百列的身体康复，与此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着梵蒂冈方面的动态。保罗七世教皇履行了他的诺言，请来了历史学家以及专家小组来对二战时期梵蒂冈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对长期以来教会方面反犹的历史行为作出评判。小组中总共有十二个人：六个天主教教徒，六个犹太人。按照对外公布的规则，这些历史学家将用五年的时间对梵蒂冈秘密档案室的资料进行分析处理。他们的研究工作将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五年之后，他们要撰写一份报告，并上交教皇，再等待进一步指令，不管那时候是哪位教皇当职。从纽约到巴黎，再到耶路撒冷，世界范围内的犹太组织都对此作出了绝对积极的反响。

专家集中会议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从秘密档案室调用资料的申请。首批被申请的资料中包括一份由国务院的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写给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备忘录。这份记录曾经一度消失，没想到居然还保存着，上面记载了1942年加尔达湖边女修道院举行秘密会议的详细过程。小组中的专家成员严格遵守规定，没有向外界透露有关此事的任何信息。

不过，教皇的这一举动很快就遭遇了挫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举动的施压方就是“十字维拉”组织。在一系列揭发性报道中，梵蒂冈共和报社记者贝尼代托·弗亚揭露了天主教秘密组织的存在，说组织成员已经渗透到了教皇组织的最高层、罗马政府以及意大利的金融界。确实，根据弗亚披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十字维拉”的触手已经穿过欧洲伸进了美国和拉丁美洲。据说，已经遇害的梵蒂冈枢机卿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就是“十字维拉”组织的头目，除此之外还有行事低调的金融家罗伯托·普奇，以及前梵蒂冈安全局主管卡洛·卡萨格兰德。普奇通过律师起草了一份抗诉材料，不过，等弗亚的文章发表以后，普奇手中的一家银行遭遇了流动资金危机，跟着就倒闭了。银行的倒闭让他的金融帝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短短的几周内迅速土崩瓦解。他逃离了自己心爱的加拉蒂纳别墅，在戛纳开始了流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