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与世纪毒杀

“论理”是个日语用词，有逻辑、规则、道理等意思。东野的作品普遍表现为一种精巧冷静的论理性，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理科叙事”。我们知道，叙事学在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叙事水平如何。正所谓优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个不同的开头，就是在说叙事本领。叙事能力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方法、叙述手法、行文功底三个方面，结构讲的是框架层次，叙述讲的是视点角度，行文讲的是文字语言，此三点由大至小、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的全部。东野的小说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理科向”，此所谓“理科叙事”的本意。以这本《圣女的救济》为例，通过以下分析，可见此种叙事类型之一斑。

关于结构方法，前章已经有所述及。东野的小说大体上是“三段式”：开头发生事件、谜团渐次展开，接着扮演“侦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并予以“逻辑推测”（而且此种办案过程多半中规中矩，依循着刑侦学的固有模式，社会派推理小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后案件侦破、真相大白。“三段式”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简单明确，诠释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关系。这在东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会派小说中被频繁使用，比如《毕业前杀人游戏》、《十一字杀人》、《嫌疑犯X的献身》、《红色手指》、《流星之绊》等。而《圣女的救济》的首章则通过真柴夫妇的对话挑明杀机，很快义孝被人发现毒毙家中，接着警方展开搜证和探查，最后在汤川学的帮助下解决命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就是理科叙事。作为突破，方法是将结构复杂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们在阅读《脑髓地狱》等作品时自能明晰。

再看叙述手法，主要有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两方面。此处之理科向，主要还是指这两方面的固定和单一，变数相对稀见。东野所惯常使用的就是顺叙方式（以时间为经，叙述某杀人事件的前前后后）和双视点（一般只出现两类叙述者——办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称，基本不出现“多视点交错”或“多视点共焦”等类似于《黑暗馆不死传说》的视点形式），其集中体现便是“侦探伽利略系列”。因为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的改变，小的方面会给单部作品的外观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大的方面会带来“伽利略系列”这个整体的韵律出现“异变”，可能让喜欢它既定形式的读者产生反感。因此，在《圣女的救济》中，除了首尾存在呼应上的共叙、倒叙外，整个案件过程一直保持着四平八稳的渐进势头，顺着固有套路走，没有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似的不协调感，“N线”等历史事件的引入也只是为了因应汤川学的说理需要。本书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应缓则缓，该急则急，读起来十分明畅轻松。而属于“非理科叙事”范畴的“叙述性诡计”之流，就极少在东野的作品中出现。这也是他能吸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叙事”的阅读门槛毕竟不是太高。

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