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26（第3/4页）

那个少女写着，这五个人来到二楼，设法把疏散椅和那名残障男子搬到外头。他们担心大楼会倒塌，纷纷奔跑逃命去了。其中一个救援者块头很大，是个年轻的保险业务员，他知道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就放下椅子，把残障男子扛在自己肩上。他朝布瑞德利和其他两个人大喊—一个是安保警卫，另一个是外汇交易员—要他们赶紧自己跑。

两分钟后，世界崩塌了—北楼像是被剥皮般整个垮下来。在那两分钟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的，包括死亡—那位保险业务员和残障男子在一处空荡的门口找到掩护，于是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落下的瓦砾。十英尺之外，那名安保警卫被一波碎石直接击中，当场死亡。布瑞德利和外汇交易员则扑到一辆消防车底下，整个被埋在一座水泥山里头。

他们困在那个气穴里，当时布瑞德利紧握着那位三十二岁、身价百万的外汇交易员的手，听着他临死交代要转告家人的遗言。

五个小时后，一名牵着搜救犬的消防员把布瑞德利救出来，看到他手臂上写的字，打电话给玛西，叫她尽快赶到急诊室。

我沉默站在那里好久。这是我所碰到过最了不起的勇敢故事之一，此时我知道，次日我会把自己唯一能提供的宝贵事物送给布瑞德利。我会告诉他，我要编造最后一个假身份，在他那个该死的研讨会里演讲。

我转身离开，开始思索着我要跟一群全世界最顶尖的调查人员说些什么。我猜想我会宣称自己是彼得·坎波，原本是医生，现在改行当风险基金经理人。我会说我是在当医生的时候认识裘得·盖瑞特的，当时他来找我咨询一件他正在侦办的谋杀案。我们从此变成朋友，他所侦办的案子或首创的种种调查技术，几乎都跟我讨论过。我会说，在他死后，我发现了他这本书的手稿，于是整理之后予以出版。就像布瑞德利所建议过的，我会让他们相信，自己就像福尔摩斯的华生医生。

这套说法并不完美，但也只能这样了。最重要的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所需要假造的坎波学历和众多的其他细节，几乎都可以经得起任何审查。我可以找“战斗小子”帮忙。

当然，我以彼得·坎波的身份出现在那个研讨会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到时候我的演讲内容该说些什么？我在想，不晓得能不能让这些精英调查人员研究一宗没破的案子，带着他们检视一桩高明罪案的种种怪异细节—换句话说，我能不能跟他们放手讨论东城旅店的那个谋杀案？

这个案子拥有一项好的案例研究所需的各项元素：一个每天改变外貌的女人，一个用工业消毒剂彻底消毒过的旅馆房间，一具牙齿被拔光的尸体，而且凶手利用裘得·盖瑞特那本在调查人员圈子里引起轰动的书，当成谋杀步骤的说明书。

但这些只是事实，无法满足那些参加研讨会的人员。“给我们一个理论，”他们会说，“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是9月11日？像裘得·盖瑞特那么聪明的人，他不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而他们当然说得没错。为什么偏偏挑那一天？我想如果我是盖瑞特（很幸运地，我正好就是），我会告诉他们—

一个惊人的想法冲进我的脑海。在想象力的助长之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其他每个人都逃离那个区域之际，她却要找个地方待下来。

姑且说，她想要谋杀某个人，但始终不晓得该怎么做才不会被逮到。假设她就在世贸中心的双塔之一里头工作，那天早上迟到了。假设她没坐在办公室里，而是站在大楼外头，看着双塔起火并倒塌。如果她所有的同事都死了，谁会晓得她还活着？

她可以就此消失。她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住处，并确保不会有人认出她来。然后她可以挑个适当的时间，动手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