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2

那班美国航空的班机在清晨抵达纽约，降落的一路上，整个城市被层层乌云笼罩，暴雨和狂风不断攻击我们。从巴黎起飞后两个小时，“系上安全带”的警示灯就亮起，此后状况急速恶化，搞得所有机上服务全都停止。不供应食物和酒，也不能睡觉。糟到这个地步，往后状况只会好转吧，我如此推断。

我这趟用的是一本完美的加拿大外交护照，不但解释了我在头等舱的机位，也让我可以避免任何美国移民局的盘问。他们毫无耽搁地让我通关，我领了托运行李，走进外头的倾盆大雨中。我回到家了，但我发现身在其中，却没有我预期中那么自在。我离开太久，都快不认得这个国家了。

十八个小时前，我在雅典娜广场酒店离开布瑞德利夫妇。一旦我明白自己的掩护身份暴露了，我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以往的训练很明确—赶快逃跑，去找任何你能找到的庇护所，设法重整旗鼓，然后写好你的遗嘱。好吧，也许不必写遗嘱，但掩护身份暴露后，我一定会考虑到这些事。

我猜想回美国是我的最佳机会。不光是因为敌人要在几百万个美国人里头找出我会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安全，就得抹去之前留下的指纹，好让其他人无法照着班和玛西走过的那条路来找我。

离开雅典娜广场酒店后，我花了六分钟回到我的公寓，一走进去，我就开始打电话订机票。运气不错，明天最早一班飞机上还有一个头等舱的位置。

不过无意识的心理运作真是奇怪。在紧接着收衣服、支付账单、打包的混乱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的律师所寄来的那两封信。于是我去翻查一批旧信档案，找出那两封信，扔在我的随身行李中。接着就要处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我不可能带着三把手枪、价值十万美元的各种货币、八本护照一起走，就连放在托运行李箱里面都不行。如果被金属侦测器或X光发现了，即使我是外交官身份，也照样会被仔细检查。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用的是假护照，我就得解释好几个星期—首先要解释我的真正身份，然后要解释其他的东西。我离开“空降师”时，照规定就该上交所有的枪、假护照，还有通信簿的。

于是我把床垫割开一条缝，拉出里面的一些填充物，然后把我的吃饭家伙用胶带贴在里面。等我一到美国，就会打电话给那个爱诉苦的门房，请他安排搬家公司帮我把所有家具运到美国。一切东西都放进去之后，我把那道缝黏起来，重新套上床垫套，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去戴高乐机场。

十个小时后，我站在雨中的肯尼迪机场，招了另一辆出租车，请他开往中城。在车上，我打电话给四季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因为这类大饭店的房间太多了，可以确保我的匿名身份。

跟几个房地产经纪人看了三天房子后，我租下了一户位于诺荷区的小公寓。公寓不怎么样，不过晒得到早晨的阳光。我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找出那两封律师信，打电话跟他约时间碰面。

我们坐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此时是傍晚，中央公园的景观一览无余。他之前所描述“有关比尔遗产的小事”，结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后好几天，我天天在外头走路到深夜，把事情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以心理学家的说法，我是试图要将它内在化。我信步乱走，经过拥挤的酒吧和餐厅，绕过最时髦的夜店和新上映电影外头排得长长的人龙。最后，因为脚痛，还有痛苦地意识到我对人们所谓的普通生活有多么缺乏经验，于是我开始接受律师告诉我的话。此时，我才开始对付指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