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第4/19页）

是啊，我回答不了，生活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哭泣过，我总是为身边朋友的遭遇而哭，或者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阅读的时候哭得抱着书满屋子找纸也是常事，现在为儿子哭了，还用回答为什么吗？

哭，2000年12月26日，刚满36岁的我，刚刚动完晚期癌症大手术，手背、脖子上都插着打点滴的针头，身边拖着吊瓶，当着父母，当着儿子，当着护士，我呜咽得泪水涟涟。

德国医院探视的时间不允许很长，父母即使也抹着眼泪，也只能带着儿子坦坦回家了。我回到病床上，白色病房，白色护栏病床上的白色床单，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我从温馨美妙的迷糊中清醒过来，我感觉到了，儿子坦坦来时发出的欢笑甚至一两次叫声，那是整个楼道里几天来能听得到的唯一的声音。坦坦走了，楼道里又恢复了宁静，这种宁静让清醒过来的人有无法克服、无可奈何的恐惧，我意识到了我躺着的地方，是病房，里面大部分是患了癌症的病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这里是病房，而不是生机勃勃、充满初生婴儿嘹亮的哭声、充满鲜花与欢笑声的产房。

我没有想我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哭，从我获知患了癌症到现在，我第一次流泪了，为什么？我没有想。我只是更强烈地感受到，坦坦太小了，皮肤有湿疹，这个还小得像棵幼苗的生命不能没有妈妈。同时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如果我死了，坦坦记不住妈妈，一岁多的孩子记不住妈妈。十月怀胎、生产的挣扎、剖宫产的伤疤、哺乳的没日没夜……如今孩子一岁多，我刚刚轻松些，刚刚开始和他一起捉迷藏、一起看图画书、一起听音乐……啊，一种无法比拟的悲哀向我袭来。

2000年圣诞节过后的我和圣诞节的我不一样了。我不再迷糊，我清醒地知道，为了儿子，为了自己，我一定要从这个病房里走出去。

那个圣诞节刚过，云急不可耐地就要回北京，他打电话到医院，说没有时间来医院和我告别，那时我躺在病床上，脖子上插着大针头，正在输液，我忘记自己找了什么借口，让护士暂时停止了对我输液，然后我把自己包裹严实就溜下了楼，这是我晚期癌症大手术之后的第八天，从手术昏迷中脱离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寒风大雪中我每向前走一步都需要停下来喘息，稳住双腿，然后再向前走，终于我挪到了医院的大门口，我费劲地抬起手，使劲向远处的出租车站招手，还把脖子上的围巾也解下来摇晃，可是司机偏偏不开车过来接我，我一大步当三小步挪，挪三步歇两步，大约一百米的路程我可能用了正常人五倍的时间。上车后，司机抱歉地说：“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早就看见您了，可您看上去形容憔悴，像个疯子，所以我不敢开车过去拉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责怪司机，我以为他没有注意到我招手，德国司机在出租车里埋头读书看报是常有的事。可是听了司机的话，我心里又震惊又悲哀：我形容憔悴吗？我像个疯子吗？这是真的吗？但是我的心里，此刻正充满着温情和渴望，我不顾脖子上插着大输液针头，手术后第一次离开医院，擅自回家，是想看看我儿子的父亲云，他要离开柏林的家，却不来和我告别。我的双脚刚踏进家门，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医院值班的护士打来的：“梅女士，您在家里？谢天谢地，请您马上回医院，这是规定，我们必须对您负责。”一贯对我非常和气的护士，声音在电话中有些严厉，但她还是同意我在家待10分钟。我看到云在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时间紧张，我抚摸了一下儿子，5分钟后就重新坐上了出租车。回到医院，值班护士立即来到我的病房，扑到我的病床前：“梅女士，您是博士，您不懂吗？您脖子上插着大输液管，大输液管直接连着您的大血管，如果针管路上出意外，您会大出血，几分钟内您的命就完蛋了。您的儿子多可爱，他会永远失去妈妈！我也会因此丢了这份工作，我也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就会饿肚子没有生活来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