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第3/4页）

　　爸爸很勇敢地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已经把我发配到这个山旮旯里来管制劳动了，难道还能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我女儿想跟我在一起，我就陪我女儿一晚上。”

　　妈妈说：“那就按今今说的，我们去爸爸门前的河边坐一夜吧。”

　　妈妈去结了账，一家人就提着旅行袋离开了旅馆，先在县城里逛了一会，找一个小餐馆吃了晚饭，就慢慢往爸爸生产队的方向走。走到河边，天还没黑，三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树荫下坐了一阵，等天黑了，才到河边去，她让爸爸妈妈并排坐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自己站在石头后面，伸开两臂搂着他们两个，听他们讲古。

　　后来，她倦了，就横躺在爸爸妈妈两个人的腿上睡觉。

　　第二天清晨，爸爸不能不回去了，只好跟她们告了别，一个人去坐渡船，她看着爸爸的船一点一点向对岸驶去，爸爸的人变得越来越小，忍不住哭起来。

　　从那以后，她每个暑假都去看爸爸，而妈妈每次都在县城等，到了最后一天，爸爸就向队里请假，到县城来跟妈妈见一面。

　　后来，姥爷出面找关系，终于把妈妈调进了省城F市，先是在一个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后来又调进姥爷那个大学的附中。她一直跟着妈妈，妈妈在哪儿教书，她就在哪儿读书。

　　后来，妈妈为给爸爸平反奔走起来。有人给妈妈出主意，说你只有找到当年主持这件事的人，才能纠正这件事。

　　于是妈妈开始四处寻找军代表。但寻找了几年，也没有下落。

　　不久妈妈又开始为爸爸跟潘秀芝的离婚奔走，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再到县公安局，妈妈一层一层去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请你们出示结婚记录，我们才好为你们办离婚。

　　爸爸说：“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怎么会有结婚记录呢？”

　　“既然你们没登记，干吗要来办离婚呢？”

　　妈妈问：“那这个婚姻到底算数不算数？”

　　县公安局的人大概以为妈妈就是潘秀芝，安慰她说：“如果你们一直是以夫妻的身份在一起生活的，那就是事实婚姻，将来他死了，你有权继承他的遗产。”

　　“我不要什么遗产，我想问的是，他能跟别人结婚吗？”

　　“女同志，我建议你尽快跟他办理结婚手续，这样他就不能跟别人结婚了，要结也得先跟你离了才能结。”

　　妈妈从县公安局出来，恨恨地说：“闹半天你那个婚姻根本就不算数？”

　　爸爸说：“我早就说了不算数吗。我跟潘秀芝又没登记，又没以夫妻的形式在一起生活，算什么数呢？都怪那个军代表，为了得到你，对我下这个毒手。”

　　爸爸很想跟妈妈补办个结婚手续，但妈妈不同意：“算了吧，别又搞得跟上次一样。今天说不算数，过两天又说算数，我算是搞怕了。我们就这么一起生活就行了，到时候想算数就算数，不想算数就不算数。”

　　爸爸在省城发现工作并不那么好找，主要是爸爸在农村劳动改造了这些年，学业职业都荒废了，年龄也大了，学新东西很慢，拼不过那些年轻人。

　　后来妈妈就叫爸爸干脆别找工作了，就在家里安心写作。但爸爸枯坐了很多天，最终什么也没写出来。

　　妈妈说：“政治运动断送了一个写作天才。”

　　爸爸找不到工作，又写不出东西来，情绪十分低落。这些年的管制劳动，不仅使他心态卑微，还搞垮了他的体质，爸爸患有大量慢性病，但因为工作问题没解决，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经常是由妈妈出面，到医院去找医生，用妈妈的公费医疗开药。但有些病是没法这样开药治疗的，有时得去化验检查，有时得住院，所以妈妈总是省吃俭用，把钱存着，以备爸爸不时之需。